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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在北京国际电影节期间，杨光海先生获得首届中国民族志纪录片学术展组委会颁发的“终身成就奖”。颁奖词写到：“杨光海先生是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国家影像记录的主要参与者，其系列作品是中国现代民族志影像实践的起点，并奠定该领域的严谨性与高度。此后，对于民族志影像创作的坚持，更使其成为该领域不可替代的标志性人物。”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中央民族大学影视人类学中心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民族影视与影视人类学专委会副主任、秘书长朱靖江记得，“当时我为杨先生颁发终身成就奖时，杨先生说这一辈子已经值了”。
被遗忘的中国民族志电影人
2003年04月10日
在昆明刚刚结束的“云之南人类学影像展”上，当我采访杨光海先生时，他淡淡地说：“如果不是这次电影节要放映这些片子，我是不再参加社会活动的。我在北京密云县买了几间农舍，过起了种花种草种蔬菜的田园生活，不再去想我的影视生涯。”
“我们首先要和头人沟通，打消他们的顾虑，向每家每户赠送盐和茶叶。为取得他们的信任，还要吃生蛆的牛肉干巴以及煮着内脏的稀饭。回来后我上吐下泻，差点死了。”杨光海说，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每次他都是搭货车或邮车进山。到独龙江拍独龙族就更麻烦，坐了货车坐马车，然后再跟马帮走几天几夜，光路上的时间就要一个月。拍了两个月之后，要赶在大雪封山前走出来。那时正是困难时期，没有足够的粮食，体力消耗又大，生病的时候，只能捡别人丢弃的菜叶煮着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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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千辛万苦拍回的片子，却遭到了中央民族学院教授、著名民族学家林耀华的质疑。“他问了我很多问题，我都答不出来。后来，我又把片子带到云南，请专家提意见，然后又到山里去补拍。”从那以后，杨光海开始拜林耀华为师，学习民族学知识。
“老杨的压力很大，他不敢说。”瞿开森十分同情杨光海当时的处境，他说，老杨拍的镜头很精彩，可解说词一讲就让人不舒服。在瞿开森看来，1957年至1966年间的这些片子大多不符合人类学要求，因为拍片子本身不是客观的，而是主观的。拍片人的目的是带有阶级性的，他们与被拍人之间的距离很远。他们那时强调的科学，并不是现在的科学。
“意识形态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但如果仔细分析这些片子，你会发现它们在人类学方面的价值。它们让世界知道中国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在拍人类学影片，影片中保留了很多文化方面的东西。从纪录电影史的角度来看这批片子也是很有价值的。”瞿开森说。
遗憾的是，杨光海和他从事的这项工作在国内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直至退休前，他仍然是二级导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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