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口大规模流动是社会变迁和文化发展的催化剂。尽管在中国传统中，安土重迁一直是埋藏于人们心底的文化基因，但是数千年来，波澜壮阔的移民大潮仍不时发生。从“永嘉南渡”到“靖康南渡”，从“江西填湖广”到“湖广填四川”，发生在广阔时空的人口流动，加速了地域文化的融合汇通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化进程，也使长江文明带成为一条名副其实的移民文化带。
湖北麻城的湖广移民文化公园
“衣冠南渡”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南京秦淮河畔的乌衣巷，狭窄幽静，历史悠久，如今是游客必去的网红打卡地。诗人刘禹锡所说的“旧时王谢”，指的是晋代王、谢两个豪门大族，两家不仅出了王导、谢安等名臣能相，更有王羲之、谢灵运等文化巨擘。这两大家族，便是西晋末年“永嘉南渡”的移民。
结束了三国鼎立局面的西晋，好景不长，前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乱华”，加之灾荒并起，“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永嘉五年(公元311年)，都城洛阳沦陷，晋怀帝司马炽被俘，王公士民被杀者3万余人，宫内珍宝财物和宫女被掠，宫庙官府和民房被烧，十分惨烈，史称“永嘉之乱”。
“永嘉之乱”使北方的官民十分恐慌，中原世族大批南渡，百姓也跟着逃亡，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衣冠南渡”之潮。“衣冠”即指中原文明，“衣冠南渡”就是中原文明的南迁。“衣冠南渡”的人口，据历史学家的估算，约有90万。大批北方流民沿着大运河、汉水南下，涌入江淮、两湖之地，其中以今天江苏等地为最多。
公元317年，司马睿在南渡士族与江南士族的共同支持下，在建康(今南京市)称帝，建立东晋王朝。南京在三国时期即是东吴政权的都城，自东晋至南朝宋、齐、梁、陈，都城均在南京，史称“六朝”。
第二次大规模的“南渡”发生在中唐时期，即“安史之乱”之后。在一些史学家看来，“安史之乱”不仅是唐代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且是中国古代史上一次重要转折。此前，中国经济文化的支撑偏重于北方黄河流域;此后，经济文化的重心则在一定程度上向南转移。
“安史之乱”发生后，中原士民为避战祸，纷纷举家南迁。李白在《永王东巡歌》中这样描绘：“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史籍中也记述：“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永嘉南迁，未盛于此。”可见，“安史之乱”后的北人南迁，又是一次对长江流域的大规模移民潮流。
这次的移民潮，移入地不仅有江淮、江汉，还有川蜀之地。唐玄宗避祸入蜀，也引得大批北方士民迁蜀。四川是天府之国，历史上一直是富庶之地，又相对安稳，许多北人入川之后，就定居下来。
虽然唐王朝的政治重心并没有因“安史之乱”而转移，长安城依然是都城，但是这一次的“南渡”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北方经济文化的凋敝和南方的勃兴，为江南发展奠定了经济和人文基础。
“靖康之难”则是第三次大规模的“南渡”移民。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金兵攻破宋都汴京，次年二月掳徽、钦二帝北返，北宋王朝覆亡。赵构称帝，建立南宋政权，随着金兵南下，被迫南迁，最终定都临安(今杭州市)。
正如朱熹所述：“靖康之乱，中原涂炭。衣冠人物，萃于东南。”备受战争之苦的北方百姓纷纷南下，“高宗南渡，民之从者如归市”“中原士民，扶携南渡，不知其几千万人”。
“靖康之难”后的迁徙大潮，似乎规模更为庞大，而移民的区域也更为广阔。时人记述“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长江流域自西至东，几乎都是移民的迁入地，甚至福建、广东等地，也有大批北方移民迁入。
宋室南移，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经济文化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高潮，四方士民商贾辐辏，意味着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完成。长江文化在中华文明中的地位巩固强化。
从“江西填湖广”到“湖广填四川”
有南北交汇，也有东西交融。自秦汉至宋元时期，北民南迁成为中国古代移民史上一个基本特征。而自元代以后，移民的潮流有了新的动向，由江南和东南沿海地区向两湖、四川内地移民突出，“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都是著名的西迁运动，加速了长江流域内部的经济文化平衡发展。
江西省鄱阳县白沙洲乡鄱阳湖湿地
在湖北黄冈、安徽安庆等地，人们往往自称是“江西老表”，他们认为自己的祖先来自江西。在民间，“北有山西洪洞大槐树，南有江西鄱阳瓦屑坝”的说法也很普遍，江西鄱阳瓦屑坝、湖北麻城孝感乡是与山西大槐树、山东枣林庄等齐名的“移民发源地”。
瓦屑坝是鄱阳湖边一个古老渡口，如今这里是著名的移民之乡，无数人寻根问祖的地方。根据一些学者的研究，元末明初，天下纷扰，兵祸不绝，水旱蝗疫，灾害接踵，一时之间生灵涂炭，人口锐减，“千村血洗”“万灶烟寒”“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洪武之初，朱元璋面对这种满目疮痍、田荒地芜的局面，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移民屯田、奖励开垦。
关于这次大规模移民，在鄂、皖、湘等地的一些地方志及宗族谱中，都留有痕迹。比如民国时期黄冈《黄氏宗谱》中记载：“现今大姓杂于冈、水、麻、安(即今黄冈、浠水、麻城、红安)者，类皆发于江右(江西)。”麻城市曾收集了142套族谱，通过对这些家族源流的分析，从江西迁移到麻城的就有125支。
在“江西填湖广”的同时，还有“湖广填四川”之说。晚清魏源在《湖广水利论》中道：“当明之季世，张贼屠蜀民殆尽，楚次之，而江西少受其害。事定之后，江西人入楚，楚人入蜀，故当时有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之谣。”
关于湖广填四川，一种说法是，元末徐寿辉麾下明玉珍率部西征川蜀，后来留在当地自立为帝。由于入川将士大部分为湖北黄冈人，黄冈百姓为避战祸外逃，纷纷迁往四川，垦田开荒。后来，朱元彰实行移民政策，又有大批周边地区的民众迁入川蜀之地。有意思的是，入蜀的移民后裔大多认为自己的祖辈来自湖北麻城孝感乡，纷纷以“麻城孝感乡”作为自己的身世认同。
另一种说法是，明末清初，四川饱经战乱，“田垄荆莽丛生，虎狼白昼肆掠”之类的记载频现于地方志中。于是，清政府几次颁诏，允许各省贫民入蜀开垦，准其入籍，并给予免征赋税的优惠政策。入川之民，多自称湖广人氏，其中又以来自“麻城孝感乡”者为最多。
种种说法都有民间口口相传为依据，也有方志族谱为佐证，可见长江流域自元末以来就发生了规模庞大的自东向西移民走向。有学者还提出，这种流动是长期持续的，发生的时间甚至比元末明初更早：四川在汉唐时期已是全国最发达的区域之一，但在宋代以后受战乱影响，人口流亡，社会经济受到很大的破坏，“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于是引来大量外地贫民的自发流入。元末明初与明末清初的大规模动迁，不过是这个长期持续过程中的两次高潮。瓦屑坝、孝感乡则是这些移民高潮中被打下深深烙印的标识，成为移民后裔们追溯记忆的文化符号。
文明的交融
如果将视野放得更广阔，发生在长江流域的人口迁徙与流动或许更为久远、更为深沉。
长江航拍
早在史前时期，长江中下游就曾有良渚、石家河等著名的新石器文化。但是，这些史前文化先后消失。学术界的一种看法认为，这些南方部落在与北方黄河流域部落的作战中失败，被迫向北迁徙。《史记》中就有尧舜之时“迁三苗于三危”的记载。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文化家园，却将长江流域的早期文明带向了黄河流域及其他地区。
先秦时期，楚国的先民来自黄河流域。根据史料记载，祝融部落的一支沿着汉水南迁，最后落脚于丹阳之地。他们带来黄河流域的文化，并与长江流域土著文化融为一体，在被称为“荆”“楚”的地方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创造了后来辉煌数百年的楚文化。
移民是文化的载体。当中华文明进入南北交融、东西互渐的常态，移民就加强了文化相融的深度。
秦汉以后的长江流域开发相对沉寂于北方，一些地方甚至退还为“蛮荒之地”“边恶之州”。但是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将北方文化习俗、风物人情带到长江流域，并与当地文化融为一体，恢复了长江两岸的勃勃生机，并使长江流域的经济文化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
“永嘉南渡”之初，士人们慨慷悲怆、击楫中流，誓言“克服神州”。然而，随着时间流逝，政局趋稳，这些北方移民逐渐接受了南方的山水明媚和物产丰富，江南文化迎来了相对繁荣的时期。
河东名士郭璞南下后，以壮丽的文辞和恢弘的气势写了一篇《江赋》，他说：“考川渎而妙观，实莫著于江河!”考察天下百川的奇妙景象，实在没有可以胜过雄伟长江的!
“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的这首《题临安邸》，虽是对南宋统治阶级纵情声色享乐、不思救亡图存的控诉与义愤，但从中也可以看出移民江南后的北人实已与江南融为一体。南宋时期，长江流域语言及饮食、服饰、婚姻、丧葬等风俗习尚，均已受到北来文化的全面影响，“水土既惯，饮食混淆，无南北之分矣”。
江西是宋代文化重镇，经济文化发展的高地之一。元代以后“江西填湖广”“湖广填四川”的移民过程，在长江中游开创出“湖广熟，天下足”的新局面。明代的黄州府人才蔚起，文化勃兴，不得不说是江西移民带来的人文繁盛。而湖广移民对川蜀的影响也是十分深远的。
如果说南北移民将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两大文明糅为一体，那么东西移民则不断地改变东中西部的不平衡状况，促进了长江流域内的经济文化均衡。
“安土重迁”是中国人的固有观念、文化基因，历史上的移民高潮看起来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然而每一次的南渡北迁、东移西渐，实际上都是一曲背井离乡、抛家舍业的悲怆之歌，其情其状实属凄惨。正如元代张养浩所写：“哀哉流民!为鬼非鬼，为人非人。哀哉流民!男子无缊袍，妇女无完裙。哀哉流民!剥树食其皮，掘草食其根。哀哉流民!昼行绝烟火，夜宿依星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