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的扶贫项目，失踪的盗牛者
一次本该皆大欢喜的扶贫项目因为盗牛者的出现而“脱轨”。
司机李伟给广西大化县运送了三次扶贫牛，第三次，李伟把202头扶贫牛卖到了湖南株洲的一家屠宰场。
一时间，所有利益相关方都陷入困局。
扶贫项目的合作公司“牛财两空”，近两百万的购牛款追回无期，而扶贫牛成为了屠宰场老板曾某“善意所得”的私产；大化县用来发放给贫困户的扶贫牛到达无期；屠宰场老板曾某用156万元买下牛后，被警方调查，牛被低价处理……
两个月过去，李伟仍旧在逃，但他的面目渐渐清晰：早有预谋、“杀熟”、真假身份证和谎言。
在新冠疫情吃紧的三四月间，李伟穿梭在贯穿南北的高速公路上，他一边开车一边计划着自己的盗牛剧本，用两个身份周旋各方，成功骗过了所有人。
失联
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以下简称大化县）是国家级贫困县。2019年，大化县拿到了一批国家扶贫项目，其中，肉牛养殖项目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和广西回原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签订了项目合同。
合同规定，由大化县政府出资购买新疆改良褐牛公牛崽，回原公司负责采购、运输、养殖技术支持以及牛出栏后的收购。
回原公司董事长樊鹏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按照原计划，他们从新疆的农场购得公牛崽，然后送到大化县，经过隔离、检疫后，当地贫困户养殖，“等牛长到一千斤，他们想自己卖也好，或者我们保底收购。”
此后，回原公司陆续完成了十几批采买工作，中间虽一度因为疫情中断，但按照原计划，2020年3月的最后两批采买结束，回原公司的采买工作就完成了。
最后两批运输车队中的司机李伟成了搅局者。
他对回原公司的人来说不算陌生，2019年11月和12月，李伟曾经作为运输车队中的货运司机顺利完成两次运输任务。第三次的扶贫牛运输是从3月30日开始的，和往常一样，回原公司经理秦丽荣给运输车队的司机发送卸货地址，并和司机们保持联系。
“我们这次买了800多头，一共三车，其中两辆车是李伟的。”按照以往的经验，从新疆奇台县运到广西大化县需要五六天。
4月5日晚11点左右，李伟失联。6日中午，李伟回复秦丽荣微信，“放心牛还在。不关他们三个驾驶员的事，他们不知情，是我犯下错误。”
此后，李伟彻底失联。
“真假”
李伟失联后，回原公司尝试联系另外的司机。“另一辆车的一个司机可能不知情，也可能胆小，给我们发来了湖南的定位。”樊鹏飞称，定位显示，李伟将202头牛运到了湖南株洲。
4月6日，回原公司新疆采购负责人覃乃春向新疆奇台县警方报案。此时，202头牛已经被李伟卖给了株洲一家屠宰场老板曾某。
但曾某却声称不认识“李伟”。曾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是在警方调查后，才知道“李伟”这个名字，以前大家都叫他刘成。
新疆警方介绍，他们在调查中发现，“李伟”有两个身份证，其中刘成是真的身份证，李伟是刘成做的假身份，而跟新疆农场的运输货站签约时，刘成用的就是李伟这个身份。
“202头牛中，一头在运输过程中死掉，我没收，他又送了一头。”曾某称，按照一头牛7000多元的成交价，刘成共从曾某处拿走了200头牛的买牛款156万元现金。
刘成告诉曾某，他的身份证、银行卡和钱包都丢了，他着急给卖方结买牛款，让曾某给现金。
货站负责人孙丽（化名）回忆，和“李伟”签约的时候是3月29日，当时疫情还很严重，他戴着口罩，没有摘下来。
在“李伟”和货站签订的货物运输协议书中，第七条写道，收到乙方的全部身份及营运资料（行车证、驾驶证、身份证）并与原件核对无误。
但即使能够核对，孙丽也不一定能辨认出证件是伪造的。
“假身份上的这也是他真人，我对他的脸印象非常深刻，因为他鼻子旁边有个大黑痦子。”跟刘成的两趟车同一批次出发的司机钱文强（化名）确认，“我跟他一起装牛的时候，干活热，他把口罩拉下来过。”
预谋
最后见过刘成的宋云华说，4月初，一行四人在株洲卸完牛之后，刘成说自己要回家一趟，“我们就把他的两辆车停到了广州的停车场，后来就再也联系不到他了。”
刘成的盗牛计划并不是无迹可寻。
3月30日，刘成曾通过微信向钱文强索要这批公牛崽的检疫证明材料，并称是“广西户主”要，但之后钱文强得知，广西方面从来没有让钱文强拍过检疫证明材料。
“检疫材料都是司机随车带的，因为路上要接受检查。我们没有让拍过。”秦丽荣说。
覃乃春介绍，这批牛一共三辆车运送，除了钱文强的这辆车，剩下两辆都是刘成的，每辆车有两个司机，刘成自己雇了三位司机。按照以往的经验，同一批次的司机大多结伴而行，路途遥远、地形复杂，司机们需要互相帮助。
但刘成的行为似乎有些反常，覃乃春回忆，刘成先是说自己的车胎爆了，然后找各种理由不和钱文强的车同行。
“我就跟钱文强说，那他不愿意跟你走，你先慢慢开，后面也许能碰上。”但覃乃春之后发现，刘成走了另外的路线。在宁夏中卫喂了牛之后，钱文强走了正常的重庆线，但刘成转道去了湖南。覃乃春不同意，因为走湖南线要远100公里，牛是活物，要尽快到达，但刘成已经不接他的电话了。
“我是从他在株洲把牛卸了开始觉得不对劲的。”刘成另外一辆车的司机宋云华说，从新疆到广西，本来应该经过重庆，但是刘成让另一辆车跟着他的车开到湖南，“当时虽然有疑问，但是也没问，毕竟他是老板。”
争议
“十几个警察把我围起来，我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买下牛的第二天，株洲警方就找到了曾某。
得知牛被卖到湖南株洲后，回原公司很快派人到了株洲，力图止损。
“找到时，牛已经被卖掉了20头，余下182头，第二天办好手续去看又少了54头。”前去湖南的人给樊鹏飞传来消息。
4月8日，回原公司销售总监韦德生向株洲市淦田镇派出所申请扣押牛。8日凌晨，韦德生到达淦田镇，派出所告知，盗卖案件已经在新疆立案，他们只是协助调查，需要等新疆的扣押文件。
韦德生希望警方让他们把牛带回大化，分给贫困户，但牛的归属成了争议。
4月9日，淦田镇派出所说已经接到了新疆方面的扣押文件，韦德生和当地警方的人到了曾某家中，“当时警察给曾某看了文件，告诉他牛已经被扣押了。”当天韦德生去看警方清点牛的数量，还剩128头。
4月15日，韦德生、秦丽荣在广西大化警方的陪同下再次去株洲，提出想带回牛，“株洲警方说要新疆警方出具解押文件，而且犯罪嫌疑人还在逃，要调查清楚，不然不能动。”秦丽荣清点后，当天还剩114头牛。
北京勇者律师事务所律师易胜华认为，牛因为是活物，所以和一般的涉案款物不同，“牛又不会说话，扣留的意义不大。如果需要牛的信息，可以请广西警方和当事人配合调查。”在这次事件中，扶贫牛有特定指向的政策导向，而且涉及到饲养问题，止损是关键，应该避免受害人的损失进一步扩大。
秦丽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新疆和湖南的警方曾告知他们，曾某是“善意购得，不予追回”。
“因为是善意取得，所有牛全部解押，归曾某所有。”湖南株洲淦田镇派出所所长袁正力6月12日称，5月初，新疆警方发来扣押扶贫牛的解押文件，他们将文件传达给了曾某。
新疆奇台县的一位包姓警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根据曾某的笔录和部分打款记录，虽然得等嫌疑人到案后才能判断，但是以目前的证据，只能判曾某是善意取得，“我反过来问你，如果我们持续扣押，牛死了，曾某的钱谁赔？”
对于中国新闻周刊询问为何不能根据牛的身份信息，让广西大化县安置扶贫牛，包警官称，公安机关没有权利对物品进行处置。
对此，易胜华表示，曾某是否是“善意取得”要根据其有没有核实牛的相关凭证，以及牛的购买价格和市场价格是否相适应。
曾某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因为是熟人，他没有核实过牛的身份和检疫信息。新疆警方给他出具解押文件后，5月底，他已经把所有的扶贫牛都卖掉了。
困局
盗牛事件把所有人拖入局中。
往年，曾某的屠宰场都是直接买出栏的肉牛，“今年牛这么贵，挣不到钱，我就想买些牛崽，自己养大了杀，赚些钱。”
在湖南株洲时，牛死了十几头，曾某非常焦虑，“株洲湿气重，牛一直死，水土不服。”不得已，曾某把7000多元买来的公牛崽甩卖了，贵的5000元，便宜的3000元就卖了。
长途运输加上饲养问题，让樊鹏飞担心牛的存活情况，“牛是活物，放在临时暂存的地方，让那些不是专业养牛的人来喂养，等抓到嫌犯，牛不知成怎么样了。”
樊鹏飞不明白。按照国家规定，交易时，每一头牛都要经过有关部门严格验证，并重新开具检疫交易等证明后，才能交易。而自己的牛每头耳朵上都有耳标，有关部门不会查不到这是来自新疆的扶贫牛。
“检疫票是起到什么作用？就是为了（应对）高速上动检部门来查的。”曾某说，他们私下的交易，不会看耳标和检疫证明。
根据樊鹏飞的回原公司和大化县签订的扶贫项目合同，采购扶贫牛、运输、检疫、饲养的钱由回原公司垫付，等运到大化县隔离核验后，大化县才支付款项，“这批牛大概得两百多万，而且合同的履行问题也得解决。”
对于大化县农业农村局党组成员韦炳谋来说，如何弥补扶贫牛被盗的空缺是他们接下来要做的事，韦炳谋告诉中国周刊，老百姓自己饲养的扶贫牛一头可以为他们带来两千到三千元的净利润，这种扶贫模式也给当地的剩余劳动力提供了工作机会。
“现在就希望警方依法办理。200多头牛不到位，我们只能从其他的产业里发展一些羊之类的，来完成扶贫。”韦炳谋说。
负责在新疆采买的覃乃春寝食难安，他觉得自己是有责任的，他每天给警方打电话。6月初，新疆奇台县公安局给他发来了《对李伟涉嫌合同诈骗案立案侦查决定书》封面。
易胜华认为，刘成涉嫌诈骗、职务侵占或者盗窃，“若诈骗罪名属实，量刑应该在十年以上。”
两个多月过去，“李伟”仍旧在逃。
钱文强对疫情期间，新疆严格的身份核查仍然印象深刻，“我们出入都得刷身份证，人脸识别才能通过，假的（身份证）怎么能查不到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