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赫特，他自成一个世界，隐秘而耀眼。他如深海鱼，盲目但闪烁光华。他是无可争议的钢琴大师。
他不是为效果而演奏，挥洒间不留斧劈凿痕，他朴素地演奏……他全然自由……
(布鲁诺·蒙桑容法国电视导演、采访人)
开场白
我记忆力惊人，好到无法忍受。我去过不少城市，在那里遇见过五十来人，他们的名字全留在我脑子里，我都记得，这简直是折磨！还有我的所有朋友！以及朋友的朋友！每当我开始旅行，就会受到这种折磨，无论在俄国还是西方，都一样！
但我却记不清数字，连我的地址也记不住。除了在奥德萨，涅任斯卡亚大街二号十五单元（里赫特在奥德萨的住址）。还有那些姐妹们：
亚丽桑德拉·瓦西利耶夫娜和奥尔嘉·瓦西利耶夫娜、柳德米拉·瓦西利耶夫娜、叶莲娜·瓦西利耶夫娜、安娜·瓦西利耶夫娜、卡杰琳娜·瓦西利耶夫娜和维拉·瓦西利耶夫娜，我全记得！
一九三一年，那年我十六岁。父亲把我介绍给他的老朋友们，还有他的女性崇拜者，八位谢苗诺娃姐妹。她们住在带廊柱的宅子里，和屠格涅夫小说里的一样，她们全上了年纪，都很老派，彼此相互闹个不停。但她们为人非常好，她们是我的第一批听众，在她们那里我首尝听众捧场成功的滋味。她们都是……我该怎么说？怪怪的老好人！每个人都是，她们姐妹八个都是！我在她们宅子里举行家庭音乐会，我演奏了舒曼的协奏曲，单钢琴版的，非常成功！那时我就下定决心－要做一个钢琴家。我发觉自己也拥有了女性崇拜者，一下子八个！
所有这些回忆，也许很有意思，但对我而言，已没有滋味，我几乎讨厌它们！要知道，我已经八十岁了！
父母和童年
我一九一五年生于日托米尔，在乌克兰。那时还不这么叫，当时称为"小俄罗斯"。我父亲也生在那里，虽然他是德裔。他住在那里直到服役期。他后来去维也纳学钢琴和作曲，在那里交了不少出色的朋友，一些很出名的德国作曲家，例如弗朗茨·施莱柯尔。
学业结束后，他举行了音乐会并在维也纳整整生活了二十二年，但他每年总回日托米尔消夏，他和母亲就是在那里见面的，她成了父亲的学生。
母亲的娘家姓是莫斯克廖娃。她是俄罗斯人，父亲是地主，他一直不同意女儿的婚姻，因为我父亲是平民！但我父亲还是娶了母亲。
我父亲是个很棒的钢琴家，奥德萨音乐学院请他去任教。可我染上了斑疹伤寒，没法去奥德萨。母亲不得不离开我，去找我父亲他也得了伤寒。她不得不滞留在那里，再加上白军、红军……等到她来接我，已经是四年以后了。这些年我一直和玛丽姨妈住。后来我母亲来接我，从奥德萨到日托米尔，路上整整用了一星期！那时的确世事艰难。
我的母亲是个无以伦比的女人，很实际，有时实际得过份！这导致我对所有实际事务都很反感。她总是骂我，说我对周围的事不闻不问，我那时的确如此。
一切都很美好，直到我十一岁，然后就是我一生中最糟的时期：上学。我恨学校，我们校长严厉得可怕，她叫彼得斯太太。我们都吓坏了，其实她长得很可爱，像蒙娜丽莎。她尽管对我有好感，但还是会对我叫喊，用德语喊更吓人："你们这些懒骨头！特别是李赫特，简直懒得发臭！"
自学成才
在八岁的时候，我试着把手放到琴键上。我父亲看到我乱弹时吓坏了，但母亲对他说："让他一个人弹去。他不愿意弹音阶就算了。"
就这样，我从没弹过音阶，也没弹过练习曲，从来没有！我从肖邦第一首夜曲开始入门，接着是《e小调练习曲》（作品二十五之四）
我只弹我感兴趣的，像《唐豪塞》、《罗恩格林》……边弹边改编！我还作曲，当时最吸引我的是剧院，《阿伊达》、《弄臣》都让我兴趣盎然，而钢琴反倒其次。
我十五岁时，有机会成为钢琴伴奏，在很多俱乐部参加小型音乐会。通常我被送到那里，晚上在城外，我就在舞台上当场弹奏，为歌手伴奏，还有小提琴、杂耍等等，全部是即兴发挥！于是在十五岁上，我就开始挣点钱。有时他们不付钱，就给我一袋土豆。那刚好在集体化以后，日子很苦。我早在十四岁时就在海员俱乐部演奏，业余歌手在那里唱一些歌剧片断，用钢琴伴奏，我这样乾了三年。这些业余歌手水准差得吓人，但我毕竟长了不少经验。后来歌剧院也听说了我，就喊我去给芭蕾伴奏，看歌剧让我获益非浅。首席指挥斯托尔曼，一个很诚恳的职业音乐家，也许技艺并非一流，但仍然值得尊敬。他杀了自己的妻子！因为她毁了他所有的作曲手稿。他等妻子睡着时开枪打死了她，可后来却被宣告无罪。一个漂亮的妻子，她把所有手稿都烧了，纯粹出于嫉妒。
奥德萨歌剧院的曲目在当时很前卫，有普契尼的《图兰多公主》，克任纳克的歌剧《容尼奏乐》，一个很棒的剧院。他们许诺说以后让我来指挥，我最想指挥的是格拉祖诺夫的《蕾蒙达》，可他们却把职位给了别人，一个平庸的家伙。
我父亲被正式邀请，为德国领事的孩子上课。有时我也被邀请去领馆，我在一些特殊场合演奏过。例如，当兴登堡逝世时，我演奏了贝多芬的《葬礼进行曲》（奏鸣曲二十六号的第二乐章），还有《诸神的黄昏》（应是其中的《齐格弗里德的葬礼》）。
在十九岁时，我突然有个荒唐的念头，想开场独奏音乐会。我几乎浏览所有的钢琴文献，一场肖邦独奏音乐会如期举行。地点是奥德萨的工程师俱乐部，场子很小，观众都是朋友。《第四叙事曲》弹得不错，《第四练习曲》（作品十号之四）作为加演也过得去。我的音乐会并没产生什么影响。
背井离乡
奥德萨很特别，虽然有些动荡不安，但它仍然迷人。可是在一九三三年，奥德萨所有的教堂都被毁了。他们扯下教堂的钟，推倒了钟楼，在教堂原址上盖起学校，又脏又乏味！整个俄罗斯都是如此！
在三五年和三六年，如果有人拉响门铃，特别是在晚上，我们会被吓死！我还记得一个很傻的梦－门铃响了，我去开门，"是谁？"在门后我听到一个发狂般的声音："别开门，我是强盗！"我醒了，满身是汗，对门铃声怕得要命。
那时很多人被抓了，在歌剧院，情况很可怕。人们被隔离，每个人都要谴责所谓的"人民公敌"，任何人都可能被指控！后来，我想：够了，再也没法忍受了！他们来威胁我，要送我去当兵。所以我决定去莫斯科，去找涅高兹。
涅高兹
我一生中有三位老师，涅高兹、父亲和瓦格纳。我很喜欢涅高兹的演奏，还有他的为人。我下了决心，进入莫斯科音乐学院，师从涅高兹。我喜欢他还有其它原因，他就像是我的父亲，更让我放松。我弹给他听，亮出我的看家曲目，肖邦《第四叙事曲》。然后我们聊起了瓦格纳，我给他的印象不错。
（涅高兹的回忆："人们叫我去听一位年轻人的演奏，他想进音乐学院，我问：'他读过预科班吗？''没有他是野路子！'一个没受过正规教育的孩子，居然想进音乐学院！我对这家伙很好奇。一个非常深沉年轻人来了，坐下来演奏贝多芬和肖邦，还有他自己的作品。我对我的学生低声说："这人是个大天才!"斯维托斯拉夫·李赫特当天就成为了我的学生）
我被接纳了，但有条件，要我学习所有科目，可我不乾！光在头一年里，我就有两次被赶出来！
涅高兹对我就像慈父，他总是在强调：音色。他解放了我的演奏，我的声音得以运用自如，它至今仍具有力度。这也得益于我在歌剧院弹伴奏。
在李斯特奏鸣曲中，他传授我个中精义：静默以及如何弹静默的艺术。
我搞了一个小花招：上台，坐下，一动不动。在静默中，暗数到三十，然后再弹出G音。这能在观众中制造近乎惊恐的效果："发生什么事了？"当然，这很戏剧化，是音乐的戏剧，惊诧就是其精义所在。有很多大钢琴家，他们给你的菜谱，你老早就烂熟了，只有出人意料才会留下深刻印象。
我第四次给他演奏李斯特奏鸣曲，当着全班的面。他听后说："我已经无话可讲了!"
他从没出国，他们不准他出去。他也很少演奏。有一天，他开了一场舒曼作品音乐会。开场曲目他弹得像头蠢猪，每个小节都有错音！然后是《克莱斯勒偶记》，一个奇迹！接着是《幻想曲》，我们再也没听过如此神奇的演奏。
教学是件可怕的事，对钢琴家来说是致命的，而他却全身心投入教学。他的音色出神入化，我依他的路子演奏，把握精义。有一次我弹德彪西给他听，他说："你的德彪西让我听得入迷。"
我住在涅高兹家。一天晚上，我弹了整出《特里斯坦》，在结尾时，古萨科夫－他也是个学生－孩子气地说："每个人都跪下来，向斯拉瓦（斯维托斯拉夫的爱称）致敬!"我当然反对，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们还不如向我吐口水，请向我脸上吐!"古萨科夫是个瓦格纳迷，几乎迷得发疯！
在四一年十二月，我举行首次公演，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我就如此开创事业。
战争
我的职业生涯随着战争起步，那时到处都邀请我去，莫斯科、基辅、高加索……
在四三年、我赴阿罕格尔斯克演出，还有摩尔曼斯克。那里到处是猛烈的炮击，那些城市几乎变成废墟。我记得有一天特别冷，下雨，而且阴沉。大街上在放广播，是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奥伊斯特拉赫演奏。拉得很好，带着忧伤的调子。
要论轰炸，哪儿也比不上地狱般的列宁格勒，相比之下，在莫斯科还可以勉强过活。我首次到列宁格勒演出是在四四年一月五日。我是在十二月三十一日到的，就我一个人。我从窗口望出去，听着隆隆炮声，能看见圣伊萨克大教堂，我就这样过的新年。到处一片惨淡，有种神秘的美。
在演出之后，我留在城区。他们检查了我的身份证后说："你不能留下!你是德国人!"而德国人却说："你是俄国人!"
我在爱乐大厅举行了音乐会，所有窗户都是破的，是早晨的炮击震的。听众都裹着大衣，对音乐会我感觉不错，在演奏时我没觉得冷！
家庭悲剧
（一九四一年，苏德战争爆发，李赫特的父亲因是德裔，又在德领馆授课，被指认为德国间谍，被处决。后证明是冤案，得以平反。）
在俄国，样样事情都堵着瞒着，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比如我父亲，从没人提过我父亲被枪决的事。他的确是被处决的，就在德国人打到奥德萨之前，我对此一无所知，因为战争期间，我都呆在莫斯科。我母亲再嫁，逃到德国去了。她的第二个丈夫，曾更名改姓，有人以为他是我父亲的兄弟，完全不是一回事！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的一章。
康德拉季耶夫，我母亲的第二个丈夫，他是一个高官的公子，其父在旧俄政权任职。他也是德裔，改过姓，所以能避过革命。他从莫斯科逃到奥德萨，隐名埋姓。在奥德萨音乐学院，他还是感到不安全，怕有朝一日被揭发，所以他总是在改名字。他有好几年卧床不起，假称自己有肺结核病，直到德国人来时他才起来。他一直装病，装了二十年。母亲一直照料他，无微不至。我父亲全知道。当战争开始时，他搬来和我家人一起住。他们要我父母疏散，就单单我父母。要出发时，我母亲却拒绝离开，因为她不能把病人丢下不管！我父亲被处决后，我母亲和他在一九四一年离开俄国，和其它德裔人迁居到德国。在那里，他改姓李赫特。他对外称是我父亲，你们能理解，我很生气。当我到一些德国城市，人们告诉我："我们见过你父亲！"我后来去德国拜访他们。
那时我母亲快死了，她住在医院里。
我在维也纳的首演音乐会真是可怕！我当时状态不佳，是从意大利过去的，在音乐会的前一天刚到。就在音乐会当天，我继父来见我，照直就说："我的妻子去世了！"我后来再也没在维也纳演奏过，那场音乐会是个灾难，乐评极其恶劣，标题是《传奇的破灭!》！我那次弹得真是糟没法讲！
普罗柯菲耶夫
一九四一年三月份我演奏了普罗柯菲耶夫的《第五钢琴协奏曲》，作曲家亲自指挥。当时战争还没爆发。
我曾演出过他的《第六奏鸣曲》，他出席了那次音乐会。他当时问我，是否愿意演出他的《第五协奏曲》。他说："作品还没有获得成功，不过如果你愿意演奏，或许它会受欢迎。"他当然在开玩笑，两个月后，我公演了这部作品，这是值得纪念的时刻，听众对演出反响极佳！连普罗柯菲耶夫对此也万分意外，他对我说："我晓得了－他们希望你加演肖邦《夜曲》！"
普罗柯菲耶夫很有意思，但也很危险!他会对你玩花招，生性冷酷而又生气勃勃。他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只要有委约，他就写。比方说《您好!》，这部作品至今还无法演奏。它是为祝贺斯大林的生日而作，的确是部天才之作，一座丰碑，但却是纪念普罗柯菲耶夫才华的丰碑。
后来就是我的首场独奏音乐会，在一九四二年夏天。我演奏普罗柯菲耶夫的作品，还有六首拉赫玛尼诺夫的前奏曲。普罗柯菲耶夫讨厌拉赫玛尼诺夫，对拉氏的作品他老是口出不逊。为什么？因为他受拉赫玛尼诺夫影响很多！普罗柯菲耶夫的钢琴作品风格是得自于拉赫玛尼诺夫，比方说后者的《音画练习曲》，但这部作品却是普罗柯菲耶夫最讨厌的！
说真的，有时候我挺冒险的。比方说，学普罗柯菲耶夫的《第七奏鸣曲》。我只用四天，全部背谱!这首奏鸣曲非常动人。
普罗柯菲耶夫有位好友，钢琴家马克西米连·施密多夫。他把《第二奏鸣曲》题献给他，还有《第四奏鸣曲》，都是追念，还有《第二协奏曲》，也是追念。施密多夫曾给他写了封信："谢廖沙，有件事告诉你－我自杀了！"人们在两个月后，才在树林里找到他的尸体。
在四三年，他写了《第七奏鸣曲》由我首演。《第八奏鸣曲》题献给吉列尔斯，他演奏得很辉煌。普罗柯菲耶夫死前不久，曾对我说："我给你写了一首奏鸣曲。"就是《第九奏鸣曲》。
在一九四八年，他们发布了那个愚不可及的决议，压制新音乐和普罗柯菲耶夫。尼娜和我不管它，音乐会照开不误，其中有里姆斯基和普罗柯菲耶夫的作品。我们就这么乾了，他们也许没看到海报！
尼娜
我们首次见面很有趣。
在我刚进音乐学院不久，一位单簧管乐手去世了。在葬礼上，很多人都去演奏了，有涅高兹，伊古穆诺夫等人。还有一位歌手，我被她震住了，我后来才知道那是尼娜·多莉雅奇。
尼娜非常可爱，一位真正的公主。很多葬礼都请她去唱，她说："我成了葬礼歌手。"
阿诺索夫，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父亲，他对我说："你该和她同台演出。"
（尼娜的回忆："他到爱乐乐团来找我，说：'我想和你开音乐会'。他当时已经很出名了，似乎不太可能为我伴奏。我回答："你是想和我合开音乐会吗？"他说：'不，我想为你伴奏！'"）
一九四六年，我住进了尼娜的公寓。在此之前，我居无定所，只有两个小间，是公共宿舍，和其它人家合住，那是一个三口之家。
（尼娜的回忆："他总是无忧无虑，以前他睡在涅高兹家的钢琴下面，地方小极了。他对舒适的生活总是很漠然。"）
尤金娜
我常在葬礼上演奏，比如卡查洛夫的葬礼，还有尤金娜的葬礼……
我认识她，但不是很熟。对我，她总是多疑而刻薄。"哼!"她提到我总是如此："就是那个只会弹拉赫玛尼诺夫的家伙!"她对我评价不高。
她总是给人印象深刻。她弹李斯特棒极了，弹舒伯特最后一首奏鸣曲同样美妙，虽然都和作曲家原意都相去甚远。
她曾在战时演奏巴赫的作品，《降b小调前奏曲》，弹得又快又猛。涅高兹去后台问她："你乾嘛弹得那么凶?"
"我们不是在打仗吗?"这就是尤金娜的性格！"我们在打仗!"
听过她的音乐会后，我肯定头疼，她总给听众留下强力的印象。她天份极高，是个独立特行、敢说敢做的女人。无论她何时步入舞台，看上去总像是刚从滂沱大雨中冲进来。在演奏前她总划个十字，我不反对这样，可你要知道这是在苏联啊……观众都为此而崇拜她。出于义愤，她在告别系列音乐会上朗读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这很可怕：她那时牙都掉光了!她过得像个流浪汉!
（采访者："你在她的葬礼上演奏过吗?"）
当然！你知道我弹什么?拉赫玛尼诺夫!
指挥
我会是个不错的指挥，但我生平只指过一次！人人都对这事感到不可思议。我曾打架，弄断了手指，真的！我想：也好，我可以弹拉威尔的《左手协奏曲》了！
接着有场普罗柯菲耶夫的《交响协奏曲》，我很想指挥。但这部作品被官方禁了，文化部处处和普罗柯菲耶夫过不去。我就讹他们：我坚持说手指断了，很严重。这还真管用！
总共只有三场排练，大提琴手们全都是土包子，当听到独奏声部时，他们都在傻笑，独奏者是罗斯特罗波维奇！首演相当不错，连普罗柯菲耶夫也说："如今我的作品有一个指挥专家了。"我后来再也没乾过指挥，其中有两件事我都不喜欢：分析和权力。没有指挥能逃过这两样东西，可它们不对我胃口!
巴赫
听巴赫永远没错，哪怕仅仅是出于洁癖!我们总习惯在圣诞节欢聚一堂，聆听巴赫所创作的奇迹－《圣诞清唱剧》。第一通定音鼓就能让我兴奋狂喜！
我在第比利斯第一次演奏了巴赫《平均律钢琴曲集》。这是一个挑战，又冒险又费劲。我用了一个月来背谱，同时我还要演奏贝多芬的《热情》。在第比利斯，我弹得很糟。但两天后，在巴库，情况就好多了。
但在那里我碰到一个烦心的意外：我发现他们开始对我盯梢。我有次赶不及，就跑着回旅馆。当我回头时，发现一个家伙也跟着我跑。我没有进旅馆，而是拐进了下一个胡同，他还是跟着跑，我就向他冲过去！我们撞到了一块！
我后来一直被盯梢，他们跟了我好几个月。我开始对他们耍花招。有次，在公交车上，有个家伙和我面对面。
我对他说："下一站你下车吗？"
"是的。"
"那好，我就不下车。"
他只能灰溜溜地下车了。他们到处都跟着我，后来他们撤了。
我能说什么呢？也许是因为巴赫，有一阵子，我到处演奏巴赫的《平均律》。后来我曾收到一封信，上面写："别再用巴赫来折磨我们了!"
早期巡演
第比利斯之行才是我演奏生涯的真正开端，而不是纽约音乐会，可人们总以为是后者。我从不觉得在俄国和去国外开音乐会有什么区别，美国之行是个例外，在那里我情绪低落，我是被迫去的，我根本不想去美国！还有那么多有意思的地方！我甚至曾在农庄里演奏。我去过西伯利亚，那里每一个新的城市都强烈地吸引我。
（尼娜的回忆："他习惯到处走走，曾两次步行环游莫斯科。对那里的城郊他了如指掌。他云游四方，坐火车、坐汽车，但他恨飞机。他第一次国外巡回演出是去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例如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人很钟爱他，称他为'布拉格的最爱'。"）
有几场音乐会在工厂举行，不太成功，我是从俄国来的嘛!大厅里到处都挂着红旗，我问他们："你们是要开党代会吗？"他们很惊讶。
我问："乾嘛要挂红旗?"
他们说："可它们是为你挂的呀!"
我说："可我又不是来开会的！"
在布拉格，我的音乐会很成功。演奏的曲目很杂，例如肖邦的《第二谐谑曲》、拉赫玛尼诺夫等等……
我当时两度出国演出，第三次一直要等到一九五三年。在一九五三年，斯大林，AufWiedersehen!(德语：再见！)
斯大林葬礼
关于我的事有许多胡说八道，都是荒诞不经！说什么我故意在演奏时抗议斯大林……他们说："我在斯大林的葬礼上演奏。"没错，我是去演奏了。他们还说："我选了一首很长的巴赫赋格，听众对我嘘声一片。"什么人敢在斯大林的葬礼上发嘘声？他们蠢得连谎都说不好！还有："警察把我从钢琴边拉走。"事实上我是在一架立式琴上演奏，周围都是乐队，那些说法是彻头彻尾的编造!
我当时在第比利斯，从莫斯科来了封电报，命令我坐飞机回去。天气很差，已经没有航班了。他们把我塞进一架飞机，周围全是花圈，就我一个人！
我一抵达，就去演奏。我们头顶就是棺材，远在视线之上，我没法看见。我看见几个大官，谁？像是马林科夫，他看上去吓坏了，我想他大概觉得大难临头了。他是预定接班人。可他后来保住了位子和性命。
钢琴踏瓣坏了，这种情况下，我没法演奏。我垫了本谱子在踏瓣下面，总算可以凑合着用了。我发现有人四面八方向我冲过来，他们以为我在放炸弹!
整个过程都让人不舒服，有件事特别让人反胃，我当然是从音乐的角度来看的。午夜时分，他们要将斯大林的遗体搬走。指挥家梅里克-巴夏耶夫开始指挥柴可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演奏到发展部的时候，在这骨节眼上，一支军乐队打断了他，开始吹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令人讨厌！
当我离开葬仪大厅时，我听到了广播，响彻整个莫斯科："贝利亚－布尔加宁－马林科夫。"我并不特别喜欢斯大林，但这些事让我想赶快去冲个澡，我感觉就像个局外人！
第二部
对俄国的大艺术家们而言，斯大林的去世升起了铁幕，西方世界开始了解他们。像奥伊斯特拉赫、吉列尔斯、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等等。李赫特成为传奇人物，但他要到一九六零才获准到西方演出。当年，他首度赴美巡演，六场卡内基音乐厅独奏音乐会精彩绝伦，其效果不亚于重磅炸弹。同时他的曲目库日渐庞大，几乎囊括所有钢琴文献。
(布鲁诺·蒙桑容法国电视导演、采访人)
演电影
我曾演过一个小角色，是在影片《作曲家格林卡》里面。我演李斯特，这部电影面面俱到，反映了格林卡所处的时代。里面有普希金、托尔斯泰。影片大获成功！
影片中我根据《鲁斯兰与柳德米拉》中的进行曲主题即兴演奏，格林卡进来时，我刚好结束。这个场景拍得很美妙，很漂亮，很有效果的一段插曲。
赴美演出
我几乎没去成。我甚至想下错车，我就是不想去!我想有意赶不上火车，这样美国之行就会泡汤。
（里赫特的妻子尼娜："他对去美国演出毫无热情，尤洛克，美国的演出经理，他每年都要来莫斯科。他老是问起李赫特，他们总是对他说：'李赫特病了，他没法去。'有一天，我们意外撞见他，尤洛克很惊讶：'你不是好好的吗健康极了!'"奥伊斯特拉赫与康德拉欣，一直在恳求中央委员会，他们说：'让里赫特去吧!当我们出国时，他们首先问的总是：李赫特什么时候来?这让我们很尴尬。'最后他们决定，让李赫特出国演出。这是赫鲁晓夫亲自作的决定。）
我第一次去美国，克格勃给我派了个"贴身保镖"。小伙子看上去很正派，他的老板，是一个在列宁格勒的家伙，指示是：看住，跟着他。有一次，我要去芝加哥的博物馆，在门背后，我发现了这个叫安纳托利的小伙子。他很窘，嘟哝说："是他派我来的!是他!"
"你的任务就是演奏!"他老是对我这么说，我被搞得神经紧张，变得慌慌张张的。
（采访者："你可是获得了巨大成功!"）
可能吧，但我发挥得很差，真的很差!弹了大把的错音!我受之有愧。
（尼娜："音乐会结束，空前成功！就会有一大群人涌到后台来。但他自己会很不开心，他会说：'瞧，这就叫成功！可我感觉不行，他们什么都不懂，根本没听懂!'"）
我不喜欢去见那些名人，但总有那么多的会见。
（尼娜："和明希合作时他很激动。在排练结束后，斯拉瓦过去吻明希的手。我觉得明希毫不惊诧，他很有风度、很朴素地接受了。对了，还有奥曼迪。他们见了很多次，在一起合作演出。奥曼迪总说："斯拉瓦，你该留下。你乾嘛要回去，移民吧!"斯拉瓦对我说："他们怎么都这样劝我?可我在家感觉很好!"）
我觉得美国单调划一，到处一模一样，我不喜欢那里。
（尼娜：霍罗维茨邀请他去，他说他们相处得不错。然后是阿图尔·鲁宾斯坦）
（鲁宾斯坦的回忆："他弹得棒极了!我特地从欧洲赶过去，那时李赫特已经开了三场音乐会了。我对'伟大的李赫特'非常好奇，就去听他的音乐会。他演奏了三首拉威尔的曲子，不可思议!声音美得出奇!我以前从没听到钢琴会弹出这种声音，简直就像另一件乐器。我当场掉了眼泪。李赫特是个音乐巨人，悟性超人，他演奏钢琴，而钢琴也回应他，他和钢琴一起歌唱。"）
音乐哲学
学得快其实很容易，难的是要从容不迫，同时还要朴素!我拿起一页谱子，除非我掌握了，我绝不弹下一页，然后再一页页往下弹。
（尼娜：他对别的钢琴家说："一天练三小时绝不要多!"他们问："那么你自己呢，斯维托斯拉夫·特奥菲罗维奇?"他说："同样，三小时！"但他有时候一天练习十到十二个小时！）
胡说八道!十二小时?不可能!也许有时候当我尽快赶一首曲子，比如，普罗柯菲耶夫的第七奏鸣曲，在最后几天我也许会练得多一点。但平时，不会!十二小时?从来没有过!
舒柏特的《G大调奏鸣曲》是我最钟爱的舒柏特奏鸣曲。我第一次演奏舒柏特的奏鸣曲，老辈份的教授们对我说："舒柏特?太让人反胃了!舒曼就好得多嘛。"很多人说："这家伙是疯了吧?"可我不是为观众而演奏，我只为自己演奏，如果我乐在其中，观众自然也会乐在其中。
我只想演奏伟大的音乐。
演奏会后，古尔德到后台来他说喜欢我的演出，但仅指我个人而言。问我是否愿意交流彼此对舒柏特的见解?
（古尔德：我第一次听他演奏，是在莫斯科音乐学院，一九五七年五月。他以舒柏特最后一首奏鸣曲开场，《降B大调奏鸣曲》，有史以来最冗长的奏鸣曲之一，而李赫特又以从未有的慢速演奏，使其更为漫长。我愿坦白陈言两件事，其一，也许不太合常理，因为我本人并非舒伯特音乐的表述者，我觉得其音乐中的反复结构棘手费解，我往往在其中精疲力竭。我忍受着这首漫长的舒伯特奏鸣曲。后来发生了什么？一个小时之后，我已陷入一种昏昏欲睡的恍惚状态。我所说的舒伯特的反复结构被遗忘了，我先前认为仅起装饰作用的音乐细节，如今显然成为音乐的组成基础，我至今仍对这些细节记忆犹新。对我而言，这似乎是两种毫不相容事物的合体：用一种自发的即兴来揭示深刻精密的内涵。正像我后来聆听多款李赫特录音时所感受到的那样，我亲身见证了一位无比强大的交流者，他们以音乐铸造我们的时代。）
我在黑暗里演奏，是为了更好地集中精力。听众也能更好地聆听音乐，有什么好看?演奏家?他的手吗?用不着!他的脸部表情?乾嘛?什么都不需要，只表现作品，表达出作品中的音乐。谁会需要看呢?
（采访者：人人都说你只演奏你喜欢的作品?）
没错。
（为什么?）
因为我很自私。
有些人写文章说，我临时取消演出的习惯比我的音乐会更加出名。这些耍笔杆的!的确，我生病时会取消音乐会，他们就说我反复无常。
不是那么回事！我不是取消，我只是推迟。在巴黎，有过场音乐会，在苏联大使馆举行。那儿有架斯坦威钢琴，调音师去那里检查后说："这钢琴根本没法演奏。"于是，我取消了音乐会。大使照常漫不经心，没加注意。音乐会当天下午五点，他打电话来:"观众都到场了，我该怎么办呢?自杀吗?"他总算说动了我，于是我去了，也许会很糟。我以勃拉姆斯《第二奏鸣曲》开场，整场音乐会还算过得去，称得上是我当年最好的一场!
在美国，他们让我去挑琴，有整整一打钢琴!这就是我弹不好的缘故！因为我觉得我从来挑不对钢琴，我挑不来钢琴，从来不会!挑钢琴就像选择命运，说的容易做的难。为音乐会挑钢琴很有害，会让你士气消沉，我向来把这种事交给调音师。试来试去，根本没用！这应该是调音师的活。就像圣彼得，只要心诚，就能在水上走；如果心不诚，就会沉没。
伊古穆诺夫有次对我说："你压根儿不热爱钢琴!"
我回答："也许如此我更热爱音乐。"我有时在糟得可怕的琴上会弹得很好。
（采访者：你想要的是什么样的琴?）
我想要的总是没有，关键是在音色。雅马哈有这种音色，就是"极弱"(pianissimo)，最微弱的弱音，是最勾人魂的，不是极强，而是极弱。
（尼娜："他在早期音乐会上弹得很粗糙，加上他当时脾气暴躁，往往就会弹得震天响。后来他逐步开始注意音色，如今他的音色已进入朴素单纯的理想境界，越来越自由。他是花了不少时间，才达到神奇的美声(BelCanto)。"）
有一次，普罗柯菲耶夫说起他最心爱的作曲家是海顿。我也很崇敬海顿，他的作品多么鲜活！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我喜欢海顿甚于莫扎特。而其它钢琴家呢？他们常常忽视海顿，这多么可惜！
我都把莫扎特忘光了，是不是我脑子出了问题？这很可怕，我根本记不起来了。如何来演奏莫扎特？有谁能弹好莫扎特吗？演奏莫扎特的秘诀是什么？没有答案。同样的乐句在海顿和贝多芬那里再简单不过了，但在莫扎特写来就难得可怕，是难极了！我还没找到演奏莫扎特的窍门。
我不喜欢被弹滥的音乐，比方说肖邦的那首"葬礼"奏鸣曲，简直让我作呕!虽然这是一个天才之作。我有太多其它作品想去弹，总比去弹人人都弹滥的曲目要好。不包括室内乐在内，我有八十首保留曲目。我以前习惯背谱演奏，但现在不这样了（李赫特晚年都是看谱演出）。首先，这样更加诚实：你要按照谱子精确演奏，但你不可能记住谱子上的所有指示，于是，人们就开始所谓"演绎"。我坚决反对！
（采访者：你的诠释经历过演进吗?）
如果有，我也注意不到!我从未怀疑过：正道只有一条。为这个简单的理由，我总是仔细阅读谱子，任何曲子只有一种诠释方法。库特·桑德林这样说我："他演奏得很好，但读谱更好。"
（采访者：为何你不经常和乐队合作?）
他们是要排计划的，而我却不行!他们总说："五年之内。"计划!到处是计划!也许这样不太公平，但在俄国只要他们想听我演奏，就会取消交响音乐会，让我上场，而这里(西方)却不可能。
我从不订计划，我随时准备在任何地方演奏。哪怕在学校，没有报酬。我也不关心是否在大音乐厅。他们总说我爱在小场子演奏，完全不是!大的音乐厅总是被订满，当我想去演奏了，他们早就排了菲利普·昂特蒙!
如果事情都预先安排好，我总会让它泡汤。如果我自问：明天如何?这样，那样，都行!鬼知道我三年中会乾啥!
我很喜欢一个画家，他在俄国很出名，罗勃特·法尔科。他有次对我说："绘画中最难的一种技巧"-我觉得在钢琴上也一样-"就是画一个完美的圆。"我曾去他那里上过几节绘画课。他当时说："当你用双手同时画两个圆时，反而容易画得匀称。"这在钢琴上道理一样：一切都要匀称。他还说：只有当你刻苦劳作之后，那一刻才会来临，就如同水终于烧开一样，那才是最要紧的一刻。
合作
我常和穆拉文斯基合作勃拉姆斯，可他总想排柴可夫斯基协奏曲。穆拉文斯基，多伟大的指挥家!你们都听过我和他合作的那个录音（指柴可夫斯基钢琴协奏曲）。
那么和卡拉扬的那个版本呢?那里面有个大错!就在第二乐章：华彩过后，呈示部反复，他一直保持那个音，不给我起拍。这家伙顽固透顶!
卡拉扬有时也有奇思妙想，比方说他指挥的马勒。可是在三重协奏曲（贝多芬）中他却严苛极了!那次录音简直像打仗：卡拉扬和罗斯特罗波维奇是一帮，而我和奥伊斯特拉赫一伙对着乾！卡拉扬感到奇怪，为什么我总看上去闷闷不乐？因为这其中有些挺浅薄无聊的事情，奥伊斯特拉赫也不开心，而罗斯特罗波维奇总想出风头。卡拉扬对速度判断有误，我不喜欢这速度，奥伊斯特拉赫也表示反感。就是在第二乐章，罗斯特罗波维奇觉得排够了，卡拉扬按照他的一贯作风说："行了，这样没问题！"
我说："不行，让我们换个速度。"
"不，我们还有更要紧的事－拍照!"
在那张讨厌的照片里，他装腔作势，而我们像白痴一样在傻笑!真恶心!那天他是这么回答我的："我可是个德国人。"
我说："那我就是中国人了！"（在欧洲的漫画中，中国人通常被画成咧嘴赔笑的样子。）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人呢!
我很喜欢布里顿的音乐，我听过许多他的杰作：《麻鹬河》、《阿尔贝·埃林》，后者我还演出过，还有《旋螺丝》。我们是好朋友，在一起弹两重奏。我们在阿尔德堡现场演出过，双钢琴奏鸣曲（莫扎特），我和他只排练了三次，的确排得很少。
一次在奥德萨歌剧院前，当时街灯还没亮，我和一个人擦肩而过。他直直瞪着我，眼睛里一片茫然，呆滞无神。我认出他是肖斯塔科维奇，打心眼里不舒服。我知道他的歌剧，当时谱子已经出版了。作品里有股让人作呕的粘合剂的味道。他在场我就有点发怵，膝盖在打颤!他很古怪：神经兮兮的，但认真得要命！是个大天才，却古怪极了，像个闷葫芦。他几乎是疯疯癫癫的。我不疯，我很正常，我只是有时希望我是疯的！
（尼娜："肖斯塔科维奇第一次来我家，斯拉瓦对我说：'当代的柴可夫斯基来了'。"）
我们很快成了熟人，可还称不上朋友，后来才成了朋友。那时我和奥伊斯特拉赫首演他的奏鸣曲。
了不起的小提琴家！他是最棒的！我父亲介绍我们认识时我才只有十二岁，他已经快十七岁了。他那么优雅，那么英俊，同时又和蔼可亲。后来我去听他的音乐会，什么样的发音啊！几乎举重若轻！没有多余的动作。奥伊斯特拉赫和我合作过多次，勃拉姆斯、弗兰克……在对弗兰克的演绎上，我们有些分歧：他觉得这是客厅音乐，而我觉得这是部神奇的作品，有普鲁斯特的笔触。尽管这样，我还是觉得我们录制的勃拉姆斯和普罗柯菲耶夫很不错。
（尼娜：和费舍尔-迪斯考合作就没这么简单了，对斯拉瓦来说很麻烦。这是因为费舍尔-迪斯考个性极强，斯拉瓦也是如此，他们总是很难合拍。他们举行的音乐会妙不可言，他们似乎都超然物外!）
这个人简直是个奇迹，无以伦比，不可置信！和费舍尔-迪斯考合作很难，他对歌词的苛求无以复加，想要和他保持和谐一致，他的伴奏者一定要稍稍等他一点。他的发音句读无比惊人，演绎沃尔夫则相对容易些。无论在交往和音乐上，我们都度过了非常美妙的时光。
如今，安德烈·加夫里洛夫是一个国王。他很幸运，总是能自得其乐!这是健康的标志。不过倘若他能再谦逊一些，他会更加快乐。我们合作录制了亨德尔的组曲。当朋友们在听这张唱片时，我让他们猜这是谁弹的。很多人都会搞混。就连我自己，有时也会听不出两者之间的差别。光凭听，我甚至觉得加夫里洛夫弹得更有意思，尽管李赫特弹得毫无瑕疵。(这套亨德尔组曲后来被EMI收入廉价小双张的"强音"[FORTE]系列中发行)
退休
尽管我脾气不小，但我其实性子很冷，对自己总是有客观超然的看法。
如今我力不从心了，它已不在巅峰状态，无论脑子还是听觉都衰退了。可我还以为状态一流，而它已经一去不返了。我的听觉已经抓不住调了，我害怕再演奏了。现在我退休了。
我觉得很厌烦。我总体上讲的还是生活，而不是音乐。人生有太多的烦扰，世事纷繁。
我讨厌我自己，就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