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民主的创新探索，是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基层落地生根的源头活水。
在浙江，有这样一项持续了20年的工作，从基层探索到顶层吸纳，从全域推广再到迭代升级，成为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的生动注脚。
2004年6月18日，在当时矛盾多、问题多的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诞生了全国首个村务监督委员会。
一年后，习近平同志在后陈村调研时指出：“我们这项工作是在解决实际问题中酝酿产生的，是经过群众检验和认可的，在实践中是有成效的，在下一步要不断摸索探讨。”
也是在这次调研座谈中，习近平同志指出了这项工作的本质特点和鲜明底色。他强调，党支部是领导核心，村委会是村务决策的执行管理机构，监委会是监督机构，村民代表会议是村里的决策机构，这是一个组织体系。
党的领导和党建引领是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最大优势。循着这样的理念指引，20年来，这项被习近平同志亲自总结提炼为“后陈经验”的探索，在迭代完善中展现了旺盛的生命力。行走在武义、金华、浙江乃至全国，处处可见它的创新实践与鲜活成果：是干部群众的“连心桥”，管住微权力，矛盾少了，信任多了；是共同富裕的“护航者”，聚力谋发展，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是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闪光点”，丰富完善了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形式，坚持共治共享，人人参与、人人受益。
全方位跃变：
从反腐篱笆到发展引擎
6月的武义，已是暑气逼人。
此时的后陈村，宛如一个大工地。雨污分流、自来水改造、燃气改造等基建项目收尾；集露营、垂钓、水上乐园等于一体的600余亩湿地农文旅项目部分已投入使用；飞腾高新科技产业园一期新厂房拔地而起，新产业已入驻……
这样的变化，不禁让很多人想起20年前的那番话。2005年6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后陈村调研座谈时要求，对这项工作进一步进行总结探索，继续深化、继续完善，对制度上不完善之处和工作开展中遇到的新问题进一步探索解决。
后陈村党支部书记陈军说，全过程监督要解决的不仅是通过村务监督使人不能腐败，也要把目光投向如何通过监督来推动村庄发展得更好：“实现从‘由乱到治’向‘由治到兴’的跨越，这对村务监督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机制应运而生。
2011年以来，浙江省逐步推动村级重大决策事项实行“五议两公开”机制：党员群众建议、村党组织提议、村务联席会议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决议、表决结果公开、实施情况公开。该机制的出现，在提高村民对村务的参与度、满意度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把厂房拆了，以后分红怎么办？”“造起来十几年又要拆掉，瞎折腾什么？”当这一重大事项拿到村民（代表）会议上进行决议时，不少人提出反对意见，会场火药味一下子浓了起来。
事实上，这些老旧厂房，属于旧式人字木架结构，消防等级很低，已不符合当前安全生产的新要求。“一直都是传统产业企业在租用，大企业进不来。税收贡献和带动就业效果都不理想。”陈军说，对村里而言，无论是资产增值还是集体增收，都遇到了瓶颈。
这不禁让人们想起了当年习近平同志关于“当前”和“长远”的论述——2004年9月，习近平同志在出席浙江省委党校秋季学期开学典礼时指出，要坚持立足当前与着眼长远相结合，筑牢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新规划的厂房，就是从长远来打算的，提高消防等级，建筑面积是原来的3倍，村“两委”算过一笔账，7000多万元的投入，10年左右就能收回成本，不仅资产能增值，还能带动400多人就业，社会效益、经济效益都很可观。
在你来我往的充分协商下，产业园项目逐渐得到认可，落实后的成效也正在显现。
在一个个创新实践取得实效的基础上，更大范围的探索开始展开。
2024年11月，武义、永康等地试点推行了“五议两公开”全流程纪实等机制，完善党建引领基层阳光治理体系。
今年5月15日上午，武义县俞源乡后陶村举行村务联席会议。会上，村“两委”重点讨论的议题是居家养老照料中心的就餐定价机制。
“对有劳动能力的老人，可在村子自种菜园里帮忙，以工代缴。”后陶村村支书吴国华提出初步方案。
“年龄怎么界定？”“如何确保工作积极性，避免吃‘大锅饭’？”“老人万一受伤怎么办？”一个多小时的会议，参会者提出了很多不同意见。
“村里的大事小事，不能一个人说了算。”后陶村监委会主任罗泽军说，不同意见都会被记录下来，带到下一步党员大会上进行审议和村民代表会议上进行决议。
截至目前，武义大溪口乡、俞源乡的14个试点村通过“五议两公开”全流程纪实制度，完成包括产业发展、公益事业建设、上级扶持资金使用等在内的决策事项10件，涉及村级资金304.8万元。
全流程升级：
从传统监督到多元善治
一项项新机制让村民能更广泛地参与、监督村务，但村庄的新发展，也给村务监督带来了新挑战。
“部分村社存在干部年龄偏大、专业能力不强、眼界格局不够开阔的现象。”武义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村庄发展经济、旅游时，遇到法律纠纷等问题，不少村干部“旧办法不管用，新办法不会用”。
新形势下，打造党建引领的基层民主监督样板，要有能解决发展问题的新载体、新探索。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指出，“民主不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而是要用来解决人民需要解决的问题的。”
所以，这几年，武义一直在努力做一件事：持续推动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实践，让村监委会的能力，跟上新时代的需求。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2024年下半年起，武义县在壶山街道、桃溪镇、茭道镇、白姆乡、履坦镇等地，试点建立了一支村务监督专家团队伍，探索多方监督，多元善治。
为建好这支队伍，武义县围绕文旅、财会、法律、工程等专业领域，在县乡（镇）两个层面分别建立人才库。村社根据实际需求，由监委会从人才库中选聘1至2名专家。
上一轮村社换届后，白姆乡长蛇形村因村集体债务产生了不少纠纷。这几年，村党支部书记董先亭把很大精力花在这上面，却还是力不从心。因为村“两委”班子专业法律知识欠缺，为了一笔过了诉讼时限的工程款利息纠纷，还稀里糊涂地站上了被告席。
法相随，善治来。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考察时指出，要加强对领导干部的法治教育，对社会领域出现的各种问题，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事实上，早在2004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下访接待群众时，随同接访的人员中就有律师的身影，首开我省领导干部下访律师随同的先河。
听说要给村里配一名专家，董先亭毫不犹豫地选了人才库里擅长民商事诉讼和非诉调解业务的潘伟萍律师，“有专家的建议和协助，我们解决纠纷的角度和思路变了，少走很多弯路。”
武义县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说，推出村务监督专家团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提升村务监督的效率和效果，“通过专家智囊的协助，让村监委会在行使监督职责时更加专业、精准，也可以在事前监督中预防一些问题的发生，及时为村‘两委’决策提供有益参考。”
专家团的出现，可以说是村务监督的全流程升级。
专家们通过专业所长，协助村监委会在监督过程中发现共性问题，而且通过政策解读、实地教学、典型案例剖析等方式，帮助村监委会成员提升村务监督的能力和水平。他们还会围绕产业谋划、村庄规划等咨询事项，在充分调研村情、民情的基础上，为乡村发展提供建议。
被聘为专家团成员没几天，浙江坛头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朱鸿就列席了范村的一次村务联席会议。村里游客越来越多，停车成了问题。大家在停车场要不要建、建多大的问题上相持不下。
“应该建，我吃过这个亏。”作为专家，朱鸿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朱鸿运营的坛头村离范村仅5分钟车程，是网红村。此前因村庄规划没有提前配备停车场，一到假日，村口就水泄不通，路两边挤满车子，游客体验差，极大影响了村庄发展。
范村参考了朱鸿等专家的建议，决定建设停车场。朱鸿则利用自己的运营经验和资源，协助村里联系材料商、施工队，范村的停车场很快以较低成本建了起来。“项目过程中，每一笔支出和工程质量的把关，都有他协助，意见很快统一了。”范村监委会主任徐建明在朱鸿身上，看到了自己不具备的专业能力和眼光，“以前监督一笔钱花得对不对，现在还关心这笔钱花得值不值。他们的监督意见更加专业，相当于我们在决策过程中多了一个‘智囊’。”
全地域实践：
从盆景到风景
以党的领导为核心、党建引领为保障、群众参与为前提、制度运行为基础，各地不断完善组织体系、建立工作机制，让发源于田埂上的民主经验焕发了时代生机。
以制度保障民主，以监督守护民意。20年来，各地沿着这一方向，将“监督”从“防腐败”的初始功能，拓展为“聚民智、促发展”的综合平台。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语》专栏撰文指出的，“基层矛盾要用基层民主的办法来解决。”
位于台州市天台县的幸福花苑，是浙江省首个公寓式高山移民安置区。2003年9月23日，习近平同志在这里调研时，对天台能拿出那么好的地块、以那么高的标准来安置高山移民，给予充分肯定。
这里有居民7500多人，来自15个乡镇街道的250个自然村，管理难度之大不言而喻。当地借鉴“后陈经验”推行“民主提案、民主议案、民主表决、创业承诺、监督实施”民主决策五步法。这成了将居民拧成一股绳的法宝。
今年6月初，幸福花苑的“幸福市集”正式开市，整洁有序又有人气，但几个月之前，夜市摊位还占据着社区主干道，声音扰民，油烟漫天，居民抱怨不已。
当时，社区居监会主任汤屯蛟坐不住了，他在社区会商时表态：“一到晚上整条街就这样乱糟糟的，我们还当得起总书记当年的表扬吗？”怎么改？在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后，社区“两委”会商议，决定将社区入口一块1000多平方米闲置用地打造成“幸福市集”，将卫生、干净的摊位引导到这里。
从脏乱差的地摊到“幸福市集”，是“后陈经验”的生动实践，也是对“这是农村基层民主的有益探索，方向肯定是正确的”的生动诠释。
生根于金华武义的“后陈经验”不断深化推广，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在2010年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2019年又被写进《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让民主监督落到实处，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在全国的广袤土地上，各地突出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并结合自身条件发展出了村务监督的不同样式，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在基层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上海市金山区漕泾镇护塘村，因地处市政项目建设焦点地带，治理难度大，当地建立起群众监督、村监会监督、上级部门监督有机统一的三级监督体系，对动迁安置等敏感事项全程监督，新老居民在监督中找到了“共同语言”。在四川省达州市渠县，当地结合山区特点创新推出“院坝会”，在村民聚居的院坝召开会议，现场公开财务、讨论产业项目等，拓展了监督渠道，拉近了与群众的距离。这些创新，正是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的“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
新的探索仍未止步。目前，金华市人大正全力推进《金华市“后陈经验”传承发展条例》立法进程。“希望通过构建全周期监督体系，从制度层面筑牢基层防腐防线，并推动村级监督机制向城市社区拓展延伸，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新范式，以法治方式固化‘后陈经验’的实践成果，\u0026nbsp;为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鲜活样本。”金华市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相关负责人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