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二环立交桥下，70岁的户外游泳爱好者任天杰
北京的大桥下见证过很多生命的终结。过去十年间，至少20个人从立交桥或过街天桥上一跃而下，以决绝的姿态告别这个世界。曾有一个赤裸着上半身，只穿着短裤的男子在国贸桥上徘徊，正隆冬，他微微发颤，对着夜晚桥下经过的车流咆哮：“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声音已经变了形，怨愤的脸上呼出白气。之后，他被迅速赶到的民警拉住，准确落到由消防员架起的气垫上。
也有人没那么幸运。就在男子跳桥的前一个月，一位穿着白色羽绒服的年轻女孩从不远处的位置飞跃而下，黑色的鞋子落在一边，她的身影永远定格在北京城最繁华的一隅。
没有人能用词语准确描述北京，这个拥有2154万人口的城市实在太过庞大。它承载的规则过多以至于显得杂乱无章，吞吐的欲望太满以至于显得野心勃勃；它从不嘲笑落寞者的颓丧，也对偶发性的运气习以为常；它见证了多少绮丽繁华，就旁观了多少不为人知。
商贾名流与市井小贩一起生活在这片16410平方千米的土地上，共享4125.8公里的市区公路，2042座城市道路桥梁和422座立交桥。在北京，桥的建设历程便是城市发展的历史轨迹。当这座超级大都市愈发壮丽，越来越多的拱形建筑开始出现在规划版图上——仅2004至2014的十年间，北京的城区地图上就多出1093座新桥。
无论昼夜，轮胎摩擦马路的声音生生不息。挂着各地牌照的汽车在上千座立交桥上穿行，驶过长街，驶过商厦，划过城市的胸膛。而在大桥的下面，那些被阴影笼罩的地方，是这座超级都市的背面。它包罗万象又活色生香，既是流浪者的栖身之地，也为都市白领提供片刻喘息，是京城土著的游乐场，亦是异乡游人的中转站。它是2154万人不同活法的见证者之一。
睡在六里桥下的流浪汉
这就是我们的“帮主”。这个称呼是队伍里的最高级。你必须聪明，有人脉，能帮人搭上活计，同时又兼有威信，才能驾驭这个位置。帮主穿着军绿色短裤，蹬着黑色短靴，完全看不出实际年龄，皮肤被晒成棕黑色，褶皱处颜色更深一层，告诉人们世事沧桑尽在你眼前了。
他不愿意透露自己更多的个人信息，指着一个鼻子上贴着膏药的疯女人说，这是他们过年的时候在北京站附近遇到的，看她可怜，就做主收入这个最鼎盛时期成员数量高达500人左右的“流动丐帮”。
最早的时候，他们在北边的劳务市场，后来一路向南。去年年底疏散外来人口，组织里很多人扛不住，回家了，如今在六里桥底附近活动的成员只有100人左右。
帮主的全部家当只有一个黑色双肩包，今日的午餐是几个包子，黄色油渍浸在塑料袋上。一张嘴，缺了三颗门牙，实在有失帮主风范。但如果你跟他相处的时间稍长，就会发现他确有过人之处：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机灵转动着的眼珠以及随之变化的微表情，碰到不想回答的问题他还会装傻，双臂胡乱摆动，仰着头用民族唱法重复吟唱着：“我们都是行走在路上的人。”
他会用属于帮主的口吻和气魄告诉你，江湖险恶，不要随便问人问题。这些年，他被人骗，也骗过人，“这座桥方圆一公里就是个小社会”，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一根筷子撬开了一辆共享单车的锁。
流浪汉身上腐朽，颓丧的气味飘散不到最繁华地段的桥下，那里车流涌动，不宜蜗居，但总会见证命运复杂的轨迹。它让外卖员在雨天得到片刻喘息，也容纳了白领的孤独疲惫。
来京十年，郭姓从和人一起合租在昌平小房子里的北漂，一点点打拼成某知名互联网公司的产品经理，买了房子和车，成为现实意义中的新北京人。但她总觉得，随着青春一起在巨大都市里消逝的，还有纯真，勇气和真实的自我。
连续3年，每年经过国贸桥的时候，她都会发微博记录自己的心态和变化，最新的一条是：“再次经过国贸桥，在这钢筋森林下，终得一瓦蔽身，一人倾心，一灯为我而亮。”
傍晚7点，工作了一天的上班族在国贸桥下排队等待公交车
这里还是“双城记”故事的折返点。不论春夏，总有一些私家车主冲你吆喝：“燕郊吗？马上发车。”如果赶不上八字头的那些公交车，穿梭于北京燕郊两地的白领们就需要花3倍或更高的价格坐“黑车”。
异乡人在桥下总是行色匆匆，速度即效率成为约定俗成的价值观。“眼光长远”在这座城市里是一件奢侈的事，很多时候，人们只能把握速朽的当下。
但上了年纪的北京老炮儿恰恰相反，那是他们在这个快速更迭的时代中，仅有的烟火之地。
盛夏的雨从上午就开始淅淅沥沥下起来，到了下午开始显露出它的急躁，东直门桥上经过的车辆传出一阵阵鸣笛声。但桥下支起桌子打麻将斗地主的老人们却对这烦躁的场景视若无睹。他们异常珍惜这消磨时光的几个小时——下午6点就要散场回家做饭。
除了把汗衫撩起来露出肚皮的老头和腰间背着装有“麻将基金”的黑色皮包的太太，蹲在桥边观战的张先生绝对是人群里最特殊的存在。
他63岁，比别人住得远，每天要骑近20分钟的自行车过来东直门桥，半年了，张先生从来没上过桌，他只是每天准时而富有计划地揣着自己的灰色茶杯来潜心“学习”。
旁边比划着规范动作的太极先生调侃他，“一个左蹬腿儿，一个右蹬腿儿，就是不上场。”太极先生说他还年轻，等退休了也常来，“跟（在）家找事儿了都，那他妈在家不找事吗？玩牌就没事了，一般百病都治了。你看他也不哆嗦了，也不感冒了不是？”
北二环立交桥下打牌的老年人
牌桌旁边就是护城河，老人们说，下雨的时候大家才在桥的正下方活动，等天晴了，一般会移到被立交桥围出来的“三角地”。那里有亭廊，有全京城第二古老的紫薇花树——已经成活了23年。
自称家里三代牙医的张胖子在花树下摆了20年的摊位，见证了三角地的兴衰：以前，这里是全北京最大的早市，旁边每平米均价12万元、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StevenHoll设计的当代moma还没建成，三角地面积远比现在要大。外地人都来做生意，摊位最多能摆上千个。卖什么的都有，吃的喝的玩的衣服鞋子花鸟虫鱼，“鱼龙混杂，你知道吗？”而建设于2005年的立交桥将这曾经闻名京城的市井街区大范围压缩——只剩下之前的十分之一左右。
这个四川老牙医在京闯荡20多年仍然租在北京的郊区，在这里长久摆摊而不受排挤的法则是察言观色，不多说话。他能根据对面说话的语气神态分辨出身份：稳重的，衣着讲究的，总把退休金挂嘴边的一般是事业单位的，穿汗衫的，拿个扇子侃大山的八成是以前的国营工厂下岗职工。一些相熟的老人来着来着就见不着人了，经验告诉他不能乱问，“那就是归西了，你懂吧？”
如果你以为70岁往上走就意味着衰弱，疲惫，安于现状的话，北京的爷爷会用爽利的跳水动作和泳姿告诉你，什么是“硬核老头”。
东直门北桥再往北的护城河边，有一个隐藏着的“野泳基地”。无论冬夏，只要水位合适，总有一群在附近生活的北京老炮儿聚到岸边，站在栏杆上，从2米高的位置往下跳。一个猛子扎进去，翻起微微泛绿的水花。
张国有些忿忿地指责曾经负面报道过这群野泳市民的某报纸：“那是他们不懂，知识量不够。”他叉着腰，语气激动，他说，像自己这样1960年代出生的北京人，大部分都会游泳，上中学的时候，京城的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参加游泳的活动和比赛。
1980年代之后，当年对市民免费开放的游泳场地进行市场化运作，这群从小在河里游惯的老市民不愿意花那个钱，更不屑局限在几十米的小池子。他说，你就这么写：“这么好的水，这么好的政府花了那么多钱建的（河道），光看光溜达有什么意思？”
昌平立交桥下做保安的河南大叔没有这么多不满，他觉得自己正做着这个世界上最轻松的工作。他每天负责在桥下十字路口指挥车辆，不让他们停靠超过3分钟。每两天轮换班次，早班是7点到下午3点，晚班是下午3点到11点半，不能玩手机，但他找到了另一种放松的方式——每天给自己播放几集《白眉大侠》，红色的小收音机藏在袖口里。
21岁的儿子初中毕业后就去江苏的工厂打工，老婆留守在河南农村，一家人一年也见不了几次面。但他对这份月工资3000的工作有着朴素的热爱，和之前烈日当空在田地里开拖拉机相比，他更喜欢穿着荧光黄的制服，站在首都北京的街头。更何况，在桥下边，雨淋不着，太阳也没那么毒辣，跟同事们相比，他觉得自己算是捡了个便宜。
最近一段时间，每天晚上8点钟左右，大叔守护的街道对面都会有一个卖艺的年轻人，拉两个黑色音响，唱他听不懂的流行歌曲。他嗤之以鼻，“给我钱我都不想听。”
毫无疑问，大桥下面从不缺少追逐梦想的人。在过去的4年多时间里，如果没有意外，张士敏每天都会骑15分钟三轮车，带着自己花1000块钱买的二手架子鼓出现在左安门铁道桥下，那里阴凉又避雨。据她所说，50岁来北京那年，正是她决心从半辈子的生活泥沼里跳脱，重新追梦的分界线。
在此之前，她曾做过老家黑龙江伊春五营区的水泥厂工人，烟台私家美容院的老板，30岁离婚之后，她靠自己抚养女儿长大成人，完成从五营到北京定居的“革命”。很难说清架子鼓对张士敏的人生具体意味着什么，时间在一遍遍敲打鼓槌的间隙中滑过，女儿对她这个爱好的态度是“还行吧”，她却对自己的禀赋拥有毫不迟疑的信任。
左安门铁道桥下练习架子鼓的张士敏
面对命运的无常，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方式。学院桥下北医三院生殖中心的求子女性们选择奋力一搏，她们从各地赶来，每天早上要排最少1个小时的队，来取这个全国最负盛名医院的专家号。期冀经过检查，促排，取卵，移植等一系列耗时最少3个月之后，能怀上一个自己的孩子。
安贞桥下，63岁的李庆山则坦然接受了命运所带给他的一切。自从8年前退休后，他最大的爱好就是钓鱼以及看人钓鱼。他穿耐克运动T恤，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小一些，但并不以此为荣，更愿意向我们讲述跟他的年龄一起增长的人生阅历。
作为园林古建筑修复师，他在1990年代初就能拿到8000块的工资，曾参与修复过颐和园佛香阁，黄鹤楼，东北五大连池，也出差去过日本，意大利和美国。
工作时，他需要爬上很高的脚手架，在修复黄鹤楼时，一个年轻的女同志不慎从架子上跌落，当场身亡。李庆山记得那年她刚刚20多岁，还没有结婚。他幸运地没有遇到过什么危险，但命运从另一个角度裹挟了他的人生：二十几年前，独生女意外去世，“我闺女要活到今天，应该37了。”
退休后，李庆山在唐山湾的海边租了一个40多平米的房子，一年付5000多块钱的租金。他每年驾车和老伴去海边钓2次鱼，其他时间用来去各地旅游。看着钓鱼的老头把钓到的鱼扔回去，又重新拉开鱼线，他洞若观火，“都是消磨时间。”
一位户外垂钓爱好者在东二环高架桥下钓鱼
没人知道那些豪车最后的落脚之地，一位清洁工见证了它最后的身影。在那天早上的9点多，他亲眼看到有十多辆豪车被七八辆更大体积的大拖车拉走了，“往南边去了。”
一年之后，吸引人们眼球的是另一些无人认领的车辆——榴乡桥下，上千辆的ofo共享单车堆积在一起，成为“死车”，而桥下的场域被网友戏称作“共享单车坟场”。
右安门桥下停放着大量废旧车辆
有些时候，桥下会使人陷入危险的境地。有人声称自己十年之前在劲松桥下被一司机刺成重伤，凶手至今仍不知所踪；去年保福桥下发生一起死亡两人的重大逃逸事故，当民警赶到现场时，受损严重的蓝色货车内，司机已无生命体征，副驾驶重伤，后经抢救无效身亡。当民警在案发5天之后将嫌疑人抓获时，对方说，他只是为了省下一笔拖车费。
民警们见多识广，今年6月，海淀警方端掉了镇梅所屯桥下一个非法囤积生活、建筑垃圾分拣转运的窝点，这个由蓝色铁皮围挡出来占地4800平方米的区域内，囤积了1100余吨垃圾。负责人将其转手卖出，从中赚取差价，仅半个月的时间就获利14万元。
大桥下并非庇护之地，尤其是在城市建设仍需努力的当下。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广渠门桥下一辆白色汽车被淹没在积水中，20多个消防官兵及市民合力将车拖出，然而，肺部积水严重的车主还是未能逃过这一劫。他是江苏人，刚过而立之年，如果没有这场洪水，他或许会拥有幸福的余生。
这个拿到了北京户口，有车有房，还拥有一个7岁女儿的父亲，不可挽回地在桥下长眠了。
在北京，大桥下面隐藏着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有些关乎生活，比如百子湾桥下卖“豪华自助餐”的王大爷，他每天中午11点钟会准时出现在街头，扯着嗓子吆喝：“15一份，吃圆了算！”花生米，皮冻，辣椒炒肉，红烧肉，木须肉，炖茄子..只需要15元，就能在15个菜里面随便选，米饭馒头大饼不限量。王老大爷以前是厨师，练就一副好手艺，主流顾客是那些分秒必争的出租车司机和外卖小哥，跟着他从双井转移到百子湾，一直都是这个价钱。
“城市改造，小店都拆了，大店价格贵，王大爷这里最合适”，来吃饭的司机说，这里又能停车又能吃饭，没有贴罚单的交警，他每天花15分钟的时间在王大爷这儿填饱肚子，紧接着开始下午的生意。
自助餐摆摊的位置往南一公里，就是修车的河南李大爷的居所——他在大桥下安置了两个三轮篷车，一个用来装修车工具，一个用来睡觉。河南大爷在桥下住了5年多，每天晚上，他会钻进只有1平米左右的黄色车厢，和衣而眠，呼噜声和啤酒肚此起彼伏。
百子湾往西15.5公里外的莲花桥下，灰色的水泥砖墙隔离出一个大约30多平米的空间，如果你不能趁着门口守门的大爷打瞌睡偷偷往里瞧一眼，根本无从知道里面被分割出大概10多个小隔间，这里是捡拾垃圾的散工住处。
65岁的何权说，他每个月能拿到2100元的工资，管吃管住，搁在整个北京城里已经算是很好的待遇，其他的大可忽略不计。
双桥中路高架桥下散步的居民
双桥中路高架桥下散步的居民
大桥下另一些秘密则关乎历史。传说中，北新桥下有口老龙井，被锁链压着，当人们拉动锁链就会惊动下面拴着的巨龙，惹怒它会为整座城市带来洪水或不幸。但在北新桥附近住了大半辈子，已近古稀之年的陈安说，从他这一辈就没机会见证那座古老的桥，在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曾和伙伴一起约着去探险，寻找过那座桥和井，发现那个位置是一座超市。如今，那里被建造成地铁站。
古老的传说使得人们想象中的北新桥亘古不变，见证着这座城市的兴衰，荣辱，悲喜。参与它的荒谬与盛大，等待它的变迁与开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