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均海拔6-10米的长江下游冲积平原上兴起的这座城市，水，一直是高悬在它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利剑。避水之患、用水之利，与水博弈，一直是这里的人们生存的永恒命题。千百年来，这里的人民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与勤劳勇敢，在江湖水泽的滩涂中，发明了“围湖造田”的圩田法，将一片片低洼的滩涂改造成万亩良田，使之成为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哺育了一代代黎民百姓。
一、芜湖圩田经济的产生与发展
芜湖地区早在新石器时期就开始了水稻的种植，然而，由于这里水泽遍布、湖泊相连，农业生产时常遭受到水患的威胁。为了化弊为利，在湖泊水网地区发展种植农业，智慧而勤奋的芜湖先民创造了“围湖造田”的圩田法。圩田，又称围田，是劳动人民在长期治田治水实践中创造的一种独特的农田开发形式，即通过在浅水、沼泽地带或河湖淤滩上围堤筑圩，围田于内，挡水于外；围内开凿沟渠，设置涵闸，使圩田可排可灌，确保稳产丰产。
芜湖圩田经济历史悠久、发展充分，对当地的经济与社会贡献巨大。早在东吴赤乌元年（公元238年），孙权手下大将丁奉镇守芜湖、宣城一带时，即发动军民围湖造田，亲自督修圩堤。数万人披星戴月，经过4年努力，终于“围于湖成良田”，其中围金钱湖滩田20余万亩：“堤长一百零四里又四十九步，堤（面）宽丈余，（堤）高二丈余，底宽五丈。圩内高处筑捍田，低处挖沟渠，以军队屯田。又迁流民，筑庐舍，建村庄，使军民耕耘其间。”（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二十九）
其后，历东晋、南朝、隋唐到宋各个时期，都有不间断的“围湖造田”。其中，著名的万春圩就是东晋时期所筑，同时在黄池、白沙、保丰等地也相继进行筑圩造田。
到了宋代，芜湖地区的圩田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此时，最为著名的圩田工程是重修万春圩。
万春圩10世纪前为土豪“秦氏世擅其利”（《万春圩图记》），名为秦家圩。南唐时收为官有。当时，置荆山、黄春、黄池三曹官管辖，“调其租以给赐后宫”。北宋时归属芜湖县所有，租税上缴大司农。北宋太平兴国中期（公元976年－983年），江南大水，圩吏欧阳某护圩不谨，万春圩决口破圩，荒废达八十年之久。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江东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力主修复芜湖县万春圩，并委派宁国县令沈披实地查勘。
沈披精水利，有吏才，他将考察后的情况绘画成图，呈报给张颙、谢景温。三人均极力主张修复万春圩，并向皇上保证，修圩不成“愿重坐之”（《万春圩图记》）。于是，宋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朝延批准开工重修万春圩。发官粟募穷民，“旬日得丁万四千人”，民夫来自宣城、宁国、南陵、当涂、芜湖、繁昌、广德、建平（今郎溪）八县，分别由各县主薄统领，沈披负责施工方略事宜。此时江东转运司也移治于芜湖，转运使张颙、判官谢景温也“比日一自临视”，经过14000名民夫，用80天时间，使这座荒废80年余的古圩终于巍然屹立起来。修复后的万春圩，堤宽6丈，高1.2丈，周长达84里，共治田127000亩；圩内修通沟渠，大渠可以通小船，并修建大道22里，道阔可容两车并行，宋仁宗特别赐名“万春圩”。
宋徽宗时又新筑了规模很大的易泰、政和、陶辛、行春四座官圩，使万顷沼泽之地变为良田。
二、芜湖圩田经济的特点
芜湖圩田经济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特点：
一、建设早。东吴时期，孙权为了巩固其在江东的政权，就从江北招徕十万流民在芜湖一带围湖造田。世传今芜湖东四十里处的咸保圩，即为当时所筑（见《芜湖县志·庙祀志》）。到了北宋中期，江南地区盛行圩田，此时芜湖的圩田技术和生产已经成为宋代各地圩田的楷模。
二、普遍性。据民国八年《芜湖县志》记载，当时的芜湖县西南有麻浦圩、凤林圩；南乡有独山圩、埭南圩、行春圩、陶辛圩、白沙圩、十连圩；北乡有咸辛圩；东乡有南辛圩、九都圩、咸保圩、保丰圩、保德圩、保胜圩、政和圩、永城圩、周皋圩、永定圩、万春圩等。各圩有赋田少则数千亩，多则万亩，而万春圩的赋田则达到了81740余亩。故，旧志曰：当地百姓“水旱迭为，苦乐而有获，必倍于他邑”。
三、质量高。芜湖地区的圩田，堤岸基址十分宽广厚实；堤外筑有缓坡，堤上植有杨柳，堤下种有芦苇，堤防坚固；圩区内沟渠环绕，水流通畅。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长江下游地区水灾严重，附近宣州、池州等地大小圩田1000多个被洪水淹没，唯有万春圩屹立无恙。
万春圩的修复和《万春圩图记》的刊印，为圩田技术在全国的大规模推广提供了范本，推动了宋元以后南方农业经济的进一步开发与发展，带来了农业产量的快速增长，从而促进了农产品的商品化，为明清时期南方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
三、芜湖圩田经济的历史作用
芜湖圩田经济的发展，使芜湖得以鱼米之乡的美名享誉天下，同时，也促成了芜湖作为皖东南商品集散地的形成。
唐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南移，芜湖的农业经济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芜湖人民在广泛兴建圩田、兴修水利，扩大耕种面积的同时，积极引进优良品种，改进农业生产工具及耕作技术。芜湖地区本就是优良稻米的产地，宋人黄鹤在《补注杜诗》一书中夸赞道：“太平州稻禾，名品是也”。北宋真宗时，适应性强、生长期短，而且耐旱的占城稻，也从福建推广到江淮地区。为芜湖地区水稻实行一年两熟制提供了有利条件。到南宋后期，芜湖地区的稻麦复种制度已较为普遍，曾经寓居芜湖的杨万里说江南地区“却破麦田种晚稻”，即收割冬小麦之后立刻抢种水稻，也就可以实现一年两熟了。无论是种植一年两熟的占城稻，还是实行稻麦复种制度，都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增加了粮食产量。
据当时的资料，芜湖地区的稻谷亩产一般可达三石，好的可收六七石。修复后的万春圩，稻谷平均亩产6斛2斗，每年可收80万斛（相当于40万石），官府每年收取的租税多达36000斛（18000石），另收菰、蒲、桑、枲麻之利50余万钱。
芜湖稻米的丰产，不仅满足了本地百姓的消费，也为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赋税征收。据弘治《徽州府志》记载，南宋时芜湖县每年秋税米定额为6万石，再加上增收十分之六的折耗，共计上缴9.6万石，而当时较为富庶的浙江严州也不过年税米2万余石。为了便于运输和贮存，江东路转运司在产粮大县芜湖设立了寄纳仓，收纳芜湖及其周边地区的稻米，如北宋时皖南旌德县每年的税米就运至芜湖仓贮存。南宋时，宋、金双方军队沿淮河——大散关一线对峙，芜湖成为宋军重要的后勤军粮供应基地。不仅皖南及沿江地区的稻米在此集中，甚至江西等地的稻米也从这里转运至淮河前线。芜湖仓所存之稻米，还时常被用作赈灾的常平米，如宋孝宗乾道元年（公元1165年）浙西水灾，就曾用芜湖16万石常平米前去赈济，而朱熹知南康军时也曾调太平州、芜湖、繁昌等县的常平米5万余石前去赈济灾民。由此可见，芜湖圩田经济对当时国家经济的贡献之大。
随着芜湖地区圩田经济的发展，农业与商业之间的关系也愈加密切。芜湖丰富的稻米产量和寄纳仓的设立，使得从事商业贩运和稻谷加工的商人聚集于此。纷至沓来的商贾和大批量的物资输送，使芜湖这座江南小城声名鹊起，城市人口也在大幅增加。至此，“万家之邑，百贾所趋”（张孝祥《芜湖修浮桥疏》）的芜湖已然成为皖东南商品集散地，为明清时期芜湖商埠重镇的形成奠定了基础。赵朝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