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运时常来得悄无声息。一位保障行业从业者回忆，她探访过的用户中，有大学生毫无征兆地晕倒在寝室；有人颤抖着从检验窗口接过病理报告，看一眼便嚎啕大哭；还有一对父母在平静的早上接到电话，对面一片慌乱，“你女儿被车撞了”……
一名8岁男孩因重症截肢后，被母亲丢在了医院；一位17岁的少年骑摩托撞倒了农村男童，手术费需要7万元，双方都拿不出，羞愧且绝望的少年便从医院的10楼跳下；深圳的一位母亲跳楼，是想赚得30元万元人身保险金，治疗儿子的脊柱炎；当两人都有癌症，女儿又患红斑狼疮时，一对夫妻决定抽签，一人放弃治疗，为孩子省下治病的钱。
财政部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个人医疗费用支出约占医疗总开销的28.8%——这被视为医改的一大成效，此前，该比例高达40.8%。不过与众多发达国家10%左右的数据相比，仍有下降空间。原国家卫计委的一位官员表示，建档立卡的贫困户中，42%是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
人们想尽办法弥补医药费中社会保障所不能涵盖的三四成。目前，在发达国家最常见的方式是购买商业保险，但这种方式在众多国人眼中门槛高，不实惠，覆盖率低。当下，中国大陆商业保险支付医药费的占比仅为4.5%。每10个人中只有一人购买了商业健康险。
互联网带来了新的选择。近些年，一种宣称能以更低门槛提供保障的“网络互助”新模式开始兴起。
它与传统保险截然不同：不再预收大笔保费，没有资金池；在互联网上组成用户群，只要符合平台规则，群体里一人落难，其余参与者按照约定，必须拿出互助金，风险共担。
2016年被称为“网络互助元年”，那一年诞生了300多家网络互助平台。接下来3年中，这个行业迅速积累起上亿用户，也爆发了破产，清退，甚至卷款跑路等众多乱象，遭监管部门屡次警示。
1创办水滴公司之前，沈鹏是美团的一名管理者。彼时美团有3万多名全职员工，十几万名外卖配送员，“今天有人受伤，明天有人癌症，后天又有谁家家属出事。”为此，沈鹏在公司内屡次组织捐款，但他发现，筹款额逐渐变低，讨论保险的人则越来越多。
讨论的人多，买的却不多。纠结点在于：能返本的储蓄型保险，动辄缴纳几万元、十几万元；一次性购买的商业健康险，一年至少几百元，只要自己不出事，感觉就像“打了水漂”。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曾说，保险几乎是金融业最难销售的产品——先掏一大笔钱，却没有可见回报，“回报”发生意味着先有损失。“痛苦”在前，人们潜意识必然反感。
“怕得病，可又觉得保险贵。”2016年，沈鹏从美团辞职，创办水滴公司，随即推出水滴互助。
他很快从创投基金处拿到了钱。资方的信心在于，从全球维度看，一个国家的人均GDP从7500美元上涨至9500美元，尤其经济由直线增长变为波动增长时，保障行业都会迎来显著上涨。这意味着老百姓口袋里有了些钱，同时对未来开始谨慎，因此谋求保障——这两个模型都与中国高度吻合。
这样的信心的确在被印证。2018年10月，支付宝在其客户端内推出相互宝。这项“大病互助计划”为符合条件，遭遇大病或严重意外的参与者，一次性给予最高30万元互助金，截至目前，吸引了8000多万人。
“网络互助几乎没有参与门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说，“比起商业保险，它事后均摊，每人每次出资额很少。”
在相互宝今年8月上半月的扣款公示中，500人向另外7732万名参与者申请了救助，原因包括癌症、开颅、心肌梗塞等。为帮助这些素未谋面的网友，7732万人，每人拿出了1.47元。
相互宝曾承诺，2019年的单人分摊总额不会超过188元。而市场上的保险类产品，以30岁人群为例，一次性给付30万元的重疾险，每年售价至少三四百元，年纪越大保费越高。
张卫平（化名）和妻女都加入了相互宝。他出生在河南农村，刚在城市站稳脚跟，没有积蓄，孩子还没上幼儿园。
女儿意外从高处摔下，送进ICU，继而进行开颅手术前，张卫平从未将这东西太当回事——在手机上看几项告知，勾选两下，就成了“用户”。之后每半月扣一次互助金，都是几毛钱。以至于术后已有数万元欠账的他，咨询医生时毫无底气：这东西买得太简单，我娃能拿到“赔付”吗？
互助产品普遍试图向外界传递的信息是，比起传统的保险模式，它们更加透明、公开、简单。不同于保险公司预收保费，设置复杂的合同，众多互助平台都只有简明扼要的注意事项、健康告知，并列明管理费，和互助金一同征收。
“要吸引那些保险原本触及不到的群体。”沈鹏说，水滴互助一度参照保险业合同设置加入条件，却让很多用户认为过于严苛，“渗透率注定上不来。”蚂蚁金服副总裁、保险事业群负责人尹铭也介绍，为了令健康告知等规则尽可能通俗易懂，相互宝内还有一个“语文组”，任务便是细抠条款表述。
与传统保险的消费渠道相比，互联网平台更谙熟吸引用户自行前来——支付宝的巨大流量为相互宝带来了便利；而在水滴公司的另一个知名产品“水滴筹”处，为困难家庭捐助后，往往会弹出一个页面，询问是否要加入水滴互助。
对于张卫平来说，网络互助是他家唯一的商业保障。女儿术后恢复只算一般，左眼在术后一个月才睁开；3个月来，她仍无法行走，握不住细小的东西。医生告诉张卫平，女儿尚有恢复的可能，但需要几十万元。
相互宝的30万元互助金变得至关重要。他为女儿前去申请，结果令他意想不到：调查发现，女儿曾患肝炎，不满足加入条件，无法获得互助金。
他如梦初醒：原来互助和保险一样，都有加入条件。
2张卫平啼笑皆非。调查所说女儿患过的肝炎并非普通人熟知的病毒性肝炎，是新生儿群体中的常见病，“比感冒还好治，现在成了遭拒赔的‘重疾’。”
一番纠缠后，相互宝告知，这起争议案件如想获得互助金，必须通过赔审团赔审。这是相互宝设置的，为解决争议案件的最后手段。
互联网平台追求着“普惠”“低门槛”，但规则难免有模糊的区间。当申请救助者被拒理赔，模棱两可的条款难免引发争议。
另外，网络互助也不具备保险行业那样的线下销售人员，这些人员本可以指导用户阅读合同、健康告知，许多保险公司在保单签约前核保，避免事后再为是否符合投保条件争执。
目前在网上检索，相互宝、水滴互助等多家主流互助平台，都有因“拒赔”引发争议的案例。
相互宝试图用集体投票的方式解决争端。相互宝的8000多万用户中，目前有100多万通过了线上考试，成为了“赔审员”。在为期24小时的赔审中，他们将就是否给予救助进行投票。最终，多数方意见将决定是否给予互助金。
在张家之前，相互宝的第一起赔审案发生于今年3月。申请者唐先生2018年10月加入相互宝，12月跌入深坑，陷入重度昏迷。可核查时发现，他曾于2016年9月因皮肌炎住院，并连续服药3个多月，违反了“近两年内没有连续服药超30天”的加入条件。
许多相互宝员工知道，申请家庭因治疗已花费50多万元，孩子恰又读大学，十分困难。而且病人违反的条件其实很难界定——家属宣称，拿回的药只是断断续续地吃，那究竟怎样计算“连续服药30天”，依据开药记录还是医生于病历中的明确要求？
病人家属赔审当天一次次给相互宝官方致电，语气逐渐焦急。最终，对方直接要求，“把赔审撤了吧！我们有脸面，病人刚苏醒，受不起非议！”结果，赔审开始5小时便宣告终止。
保险公司预收保费的模式为其在保障、理赔时赢得了更多主动权。加之保险是用户与保险公司间的私人契约，只要双方愿意，产品价格、理赔范围都能协商调整。
“而互助作为群体公约，所有人的标准必须完全相同。”相互宝的一位负责人承认，要被几千万人同时认可，意味着平台缺乏协商空间。规则则必须更加严密。
在尹铭看来，争议在早期在所难免。相互宝的逻辑是，在处理争议过程中，伴随经验积累，规则迭代，模棱两可会越来越少。至少，唐先生违反的条件在陪审后就得到了完善：“连续服药30天”的认定条件变为“医嘱表明”。
不过，赔审制度不能解决不断扩大的人群提出的所有挑战。根据相互宝公布的每期花费，7月下半月的一期，需救助人数为496人，人均分摊费用为半月1.48元，与5月每位用户只需分摊5分钱的花费相比，增长了近30倍。不少用户议论纷纷。
依照相互宝回应，近几个月，之前集中加入的大批用户，纷纷度过90天等待期，在此基础上，不少需要救助的用户申请，并完成线下核查，因此救助案例激增；加之平台上目前参与分摊的普通成员增速，不及需要帮助的成员增速，导致人均分摊费用增加。
但这套解释无法完全打消人们的质疑。6月，一则广为流传的谣言称：可以将病毒故意植入体内，造成并不难治愈的甲状腺癌，以骗取相互宝的30万元互助金。
“生气，沮丧。”相互宝的运营人员说，这在科学层面纯属无稽之谈，“为‘透明’‘公开’做了那么多，一则谣言的伤害却很大…”
3“30万元额度保障，不要钱！”“加入互助，倒送3元红包”，这些主打“便宜”的宣传口号，一度在2016~2017年大肆流行。那也是大量资本乃至热钱涌入互助行业的两年。
在沈鹏的记忆中，那两年最热闹，也最混乱。有的互助平台扣了用户大量互助金，却连一次像样的受助人公示都没做过。
一些平台推出了匪夷所思的产品。例如一则“糖尿病互助计划”，19元加入，最高赔付30万元，竟号称“不管是否罹患糖尿病，都同样加入”，还声称经过了专业保险团队精算。
《》曾于2018年展开一项调查，发现有些互助平台客服电话无人接听；还有一家平台标注的电话被拨通后，对方语气茫然，对所谓的平台一无所知。
另外一家已开展9个月，汇集数十万人，数百万元互助金的平台，竟无一人申请到救助。
可能是诈骗，另一个可能则在于，平台是真的，但参与者并没那么多。有该行业从业者曾自曝：为积累用户，吸引投资，也增强参与者信心，行业里不乏高额补贴、不实名认证即可参与等行为。
一位首都经贸大学的学者在他的论文中指出了更为系统性的风险：当缺乏权威监管方，平台理论上可以虚构病历、套取互助金，甚至制造庞氏骗局。因此鲜有第三方基金会或银行愿全面托管互助金，用自己信用为平台背书。
2016年，保监会曾连续3次对互助行业下发警示，整治网络互助平台没有保险资质，缺乏合法的准备金，也没有官方认可的精算环节，却给予消费者能获得近似保险般“刚性赔付”的虚假预期，甚至采用各种擦边营销手段大肆推广。
中央财经大学保险学院院长李晓林曾撰文提醒，以中国人身保险业重大疾病发生率作为参照，即使只算6种主要大病，30岁男性的发生率大约为万分之八，51岁男性发生率大约为万分之八十。这意味着，30岁的男性群体间，想实现30万元的互助计划，每人每年应分摊240元；51岁的男性群体，每人则需要分摊2400元。如果涵盖更多疾病，费用更会水涨船高。
但目前，几乎所有互助平台上的发病率和人均花费，都远低于这一数字。对此，诸多平台的回应趋于一致：参与群体仍偏向熟悉互联网、高素质的年轻人群，加之严格的风控核查，因此风险较低。
这意味着，参与互助的年轻人某种意义上“补贴”了其他参与者；而且，随着互联网、移动支付进一步普及，用户年龄趋于平衡，均摊费用可能增加。
对外经贸大学保险学院副教授何小伟等人在其论述中也表示：网络互助平台一旦难以对每一起互助事件充分调查，会引发平台支付更多互助金，成本直接转嫁到所有会员身上，进而造成会员流失，陷入恶性循环。
今年6月，一位相互宝的用户在自媒体发布公开信称：自己4月5日确诊为宫颈癌，直至6月都未拿到互助金，“晚期病人可能都耗死了”。而另一家商业保险公司，4月当月就完成了理赔。
相互宝当时对此致歉，称对审核所需材料的告知不到位，拖延了时间；调查周期也确实过长，今后将加速。
不仅是相互宝，用户增长快的互助平台，线下核查能力是普遍的“短板”——现阶段，大多平台只能与第三方调查公司合作。代价则是高额投入。
也有互助平台一度不再寄望于商业经营，主动向慈善公益转型。然而，民政部于2017年7月颁发了文件，明确“公开募捐信息不应与商业筹款、网络互助、个人求助等其他信息混杂”。依照慈善法，慈善是自愿、无偿向慈善组织赠予财产，不能预期获得回报。
监管表态后，2017年，互助行业顷刻迎来“关停潮”。仅在当年头10天，就有5家平台清退所有用户，宣告关闭。
在朱俊生看来，网络互助用商业逻辑运作，只要合理竞争，能增强老百姓保障。“有关部门的难题是，如何在防范风险，维护消费者权益同时，给新生事物留下创新的市场空间。”
在与相互宝沟通的3个多月里，张卫平想的，仅仅是尽快拿到30万元。他做了最坏的打算，咨询了律师，得知互助行业目前属于监管真空，维权途径只有参照民法起诉，这将花费漫长时间。
4整个6月，张卫平担忧并纠结着，他担心在即将到来的赔审中，他会像唐先生一样遭到人们的诋毁。如果不是被逼无奈，他不想去朋友圈众筹，“就像是乞讨，太凄惨了。”他也抱怨自己，发生这事之前，“对保险啊，规则啊，一无所知。”
2018年2月，一则《流感下的北京中年》的长文刷屏，主人公有房，有车，有存款，工作稳定优渥。可岳父的一场流感却让他的生活失去了控制：
“人工肺开机费6万元，随后每天2万起。家里所有的理财、股票卖掉，再加上岳父岳母留下来养老的钱，理想情况下能撑30~40天。掏空积蓄后，老人还是去世了。”
那篇平铺直叙的文章爆红，让朱俊生意识到，“老百姓对保障的需求，不安，十分迫切。”可现实却令他无奈：老百姓害怕得病，可选择能抵御风险的保险时，仍追求省钱，最好能返本，不愿为保障埋单。
曾任相互宝产品负责人的方勇调研时发现，一款看似保额100万元的返本型保险产品，将合同拆解后，针对重疾和意外的保额实际只有几万元。
人们的偏好最终形成了保险行业的“怪圈”——实际保障力度很低，类似理财的长期储蓄型的保险，销路很好；真正“一次性掏钱买保障”的健康险，尽管超过八成的产品，每收取100元保费，80元以上都赔给了用户，却只在保险市场占极小份额。国内数家专门经营健康险的公司，长期处于亏损。
加之整个保障领域，社保依旧是绝对主流，商业健康险不成规模，缺乏资源和话语权，既缺乏条件迅速提升管理、精算、风控、核查等能力，很难识别带病加入、虚报病情等保险欺诈者，也没有与医院等医疗机构交涉的筹码，无法接入医疗体系，管控医药花费，防止医患过度医疗。
因此，为了控制高居不下的成本，健康险产品多多少少要在售价、保额、疾病保障范围再作出调整，不少产品将理赔仅局限于公立医院就诊或住院。老百姓也因此更觉不划算，影响了购买欲望。
而网络互助平台所瞄准的，正是当下商业健康险尚未能覆盖的市场。
去年，《我不是药神》走红时，曾有保险公司拉着满满一车客户集体观影。
“药神”现实原型陆勇可能更有“教育意义”：他是工厂主，家境殷实，仍旧无力承担白血病一年近40万元的药费，只能依靠仿制药在绝境中自救。
这部电影一定程度上替保险公司做了一场“用户教育”。但商业股份制保险公司在目前市场下仿佛陷入了怪圈：只要目的是盈利，老百姓便可能自觉陷入“对赌”——反正你赚了，我就赔了。
在方勇眼中，如今保障行业的一大问题是，用户、互助、保险三方之间，有没有“共赢”的可能？
“网络互助不是要和保险厮杀、抢饭碗，而是一起培养、满足大众保障的需求。”他说。
方勇举了个例子：相互宝在用户40岁时，会将互助金额由30万元断崖式下降至10万元。这既是风控的需要，也是利用用户厌恶风险的心理，督促其添置更全面的保障。
沈鹏说，通过水滴互助、水滴筹向用户传达投保理念，提升保险意识，水滴公司目前与60多家保险公司合作，已经是多家主流保险公司最大的健康险分销平台。
“现在是国民保障普遍不足。”他说，“蛋糕还远远不够大。”
5据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统计，截至2018年12月，国内11家主要网络互助平台，累积参与人数已超过1.5亿人次，累计互助金额接近11亿元。过去一年，包括支付宝背后的蚂蚁金服，多家大型互联网企业进入了互助领域。
在朱俊生看来，大公司下的大平台，对用户是件好事。“当平台上用户足够多，它就有了近似刚性兑付的能力。”
但之后呢？很多人指出，当一切环节都“透明”，参照商业健康险的现状，互助似乎也绝非一门能独自赚钱的生意。
但是否能打通医疗机构，和主流公立医院谋求深度合作，是互助和保险面临的共同困境。如果不能打通，不仅意味着产业链上预期的盈利空间都难以实现，也导致保险和互助都在线下庞杂工作中，消耗着巨大的核查成本。
朱俊生打了个比方，“打通医疗信息，就好像架起了高速公路，保障行业才能提速。现在是在泥地上跑。”
过去几年，方勇和同事们一度试着挨家医院登门拜访、谋求合作。有的医院连办公室都不让进；有的医院有熟人牵线搭桥，对方仍旧一脸为难。他渐渐发现：每家医院的管理系统不一，且全天满负荷运转，实际谋求合作的难度很大。
在方勇看来，医院等机构缺乏改变动力，还因为比起主流的社保，商业保险和互助均是杯水车薪，合作看不到收益，出事还要担责。“平台这么多，可能良莠不齐，向谁开放不向谁开放也需要标准。”
但改变同样迫切。近20年，医疗费用的年均增长率为18%左右，远高于同期GDP增速。这意味着，如果没有更多社会力量投入，民众需要自己承担医药费有可能越来越多。
66月中旬，张卫平女儿的赔审案终于在相互宝上线了。他担心的事情没有发生。24小时内，111700人参与了投票，69.4%的人支持给予救助。
一位赔审员说，这次的结果令她开心。自第一次赔审仓促结束，她一直在担心，多数赔审员是否会出于自利，不愿出钱而刻意反对救助。
有相互宝的员工觉得，很多用户是在焦虑。“想保障自己，同时想帮助他人，但也害怕被欺骗。”
相互宝目前已救助的近上千人中，不乏令人唏嘘的案例：武汉一名9岁的女孩，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手术需要70万元，父亲每月收入只有3000元，还不够孩子输血。30万元互助金送到，1个月后，这家人又打来电话，“能再帮帮忙吗，手术费还是不够……”
南京一名工作不久的女孩因车祸重度昏迷，至今已6个月，历经3次开颅手术。至今仍躺在医院，父母每天守在床边，为其按摩，等待她苏醒。
“没有办法……”一位负责探访这些家庭的女员工说，只能给到30万元，对不少家庭仍是杯水车薪。
世界顶尖再保险机构、瑞士再保险公司调研称，仅2017年，中国健康保障缺口便达8050亿美元。这8000多亿美元的缺口，让一部分家庭因病承压、负债、破产；另一部分病人则因此放弃治疗，甚至死亡。
张卫平家的赔审过去一个多月了，网上已不再有人讨论这事儿。钱在7月初到账，张卫平给相互宝写了一封感谢信，“好歹今年的费用有了。”
他在电话里貌似轻松地说，“女儿又好了些”“大难之后必有后福”。医生告诉他，女孩的恢复少则一两年，多则三五年，每天大概要花费800到1000元。
“赚钱吧！”于是，他重新找了工作，也一度发起了众筹，在朋友圈发很长的文字，说“给大家鞠躬致谢”，募得了几万元。再然后，他能依靠的，就只有自己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