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年人饭局
衬衫领口敞开着，依稀能看到脖子上的印第安图腾纹身，已经很淡了，刘虹位洗过两次，没洗掉，后来就用遮瑕膏盖着。他套上灰色毛衣，头发向后梳，身上喷了点香水，2018年11月的一天，他要参加一个特殊的饭局，不需要遮瑕膏的饭局。
他回北京几个月了。这几天，乐队以前的贝斯手刘昊总给他发消息，“在哪里啊？”“现在怎么样？”听说他回来了，刘昊打电话想约过去的几个兄弟吃顿饭。虹位感觉不太对，一看时间，乐队解散刚好十年了。
他们约在一家涮羊肉火锅店。十年没在一张饭桌上吃饭，多少有点别扭。42岁的主唱边远还是那么瘦，留着长头发，没怎么说话，饭局让他有种“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虹位坐在他对面，好几年没见了，突然发现，“你他妈怎么牙都缺了？”
“哟你怎么还喷着香水来呢？”鼓手关峥也调侃他。
为了缓解尴尬，刘虹位点了几瓶牛栏山二锅头。酒精起了作用，大家不再拘着，聊起最近的工作生活。关峥当爸爸了，刘昊跟别人开了酒吧，虹位明天要去广州出差谈生意，他31岁，是四个人里最年轻的。
喝到起劲的时候，刘昊突然说：“还有没有想法，把乐队重新弄一下？你现在又回来，刚好也十年。”
这句话他憋了半天，担心虹位拒绝。
“那好啊，要搞就搞起来！来，喝！”虹位端起酒杯。他一点都不意外，接到刘昊电话时就猜到了，“我×，我心想肯定是要叫我组乐队。”
十年前，Joyside活跃在北京地下摇滚圈，曾经赴欧洲巡演。北京奥运会前后，他们作为潮流文化的代表，被匡威品牌选中，广告挂在西单商场5米长的外墙上。但2009年，乐队在最鼎盛的时候解散，“就跟一场足球比赛，你可能领先了89分钟，在第90分钟的时候，突然一下就崩盘了。”一位乐迷说。
弹吉他的刘虹位离开了北京，几把吉他要么送人要么卖了，之后从摇滚圈彻底消失。有人说他去广州办养老院，也有的说他在河北搞扶贫。豆瓣小组里经常有人打听，“虹位现在在哪呢？”
重组的消息是4月1日愚人节在微博上公布的：“大家好，我们是Joyside乐队，分别了十年，3488天，我们回来了。”这条消息登上了当天微博热搜的第48条，刘昊不知道热搜是什么，后来才发现大牌明星才能上，怀疑是经纪人刘非花钱买的，“哪有这钱？”刘非回他。
两天后，虾米音乐专门做了推送，称他们“在中国独立音乐从无到有时期，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记”。
赌鬼乐队的主唱王梓是Joyside的老朋友，对于乐队重组，他早有预感。去年，虹位回北京定居，突然找他买吉他，问用什么木料的琴比较好。虽然没提重组的事，王梓已经猜到了七八分。
他们在School酒吧进行重组巡演的排练，门从里面反锁着。王梓在门外听了一两分钟，觉得他们音乐里的酷和气质没变，而且更专业了，“以前（听他们的音乐）相当于点了一个吉野家外卖，现在是去一个高级日料餐厅，东西是一样的，但做得平衡、干净，成熟了。”
实际上，虹位已经忘了以前的歌怎么弹。消失的这些年，他在河北贫困县，跟地方政府官员、农民打交道。重新“扒带子”（对着歌扒和弦）时，他感觉有点怪，“创作这首歌的时候，我是20多岁，现在30多岁了，早就忘了，再回到那个频道上，就像回到平行宇宙的那个世界里，甚至让我有点难受。”
况且，他已经十年没碰过琴了，手是僵的，有些solo（独奏）恐怕弹不了。刘昊也担心，结果“那个和弦一出来，虹位还是那个虹位”。
6月14日是他们重组后的第一场演出。边远花了1800元，染了一个紫色的头，虹位精神有些紧绷，关铮一夜没睡。
关铮原本担心180元的预售价定得太高，没什么人来。结果开票那天，“十秒钟之内，哗啦一下就没了”，他挺激动，没想到“那么多人，还记得咱们。”
摩登天空老东家、太合音乐总裁、老狼，很多人都去了现场。虹位在贫困县认识的一位国企老总，下班后穿着白衬衫、拿个公文包也来了，最后一首歌，他也躁了起来，冲上台拉着虹位用手机一通乱拍。
2006年，虹位第一次和Joyside排练，是在北京一个地下室，自行车胡乱停着，空气里弥漫着潮湿、发霉和厕所的味道。那时他还没毕业，刚从广州来，学生式地抱着吉他，在乐谱的每一个小节处都做了笔记。
“你能不能弹得脏一点？”第一遍弹完，乐队主唱边远说。
“什么叫脏一点？”
“就是不要每个音那么清晰，刷起来，不要那么冷静。”
Iwantbeer
17岁那年，刘虹位背着吉他，坐上了从广州飞往北京的航班。
他的父母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下海的商人，家境不错，从小就接触到打口CD，他喜欢音乐的律动，拉上窗帘在席梦思床垫上跟着蹦。那时，外婆不让他学小提琴，“怕把脖子给拉弯了”，就阴差阳错学了吉他，去了广州星海音乐学院。
他经常在课上看《我爱摇滚乐》杂志，听说北京有摩登天空，新裤子、麦田守望者等一批新乐队，还有迷笛音乐学校，一个被称为摇滚界“黄埔军校”的地方，他对北京充满幻想。
一个偶然的机会，虹位在网上认识了北京的Joyside乐队主唱边远，他正在找吉他手。虹位看过他们演出。他记得边远那天穿了一件亮色毛衣，几个人马路上一走，大绿棒子（啤酒）一喝，“有那种艺术气质”。但虹位对他们的音乐并不感兴趣，“硬也不硬，软也不软，不在一个频道上”，不像另一支朋克乐队反光镜，能让他一下子蹦起来。
为了去北京，虹位还是想试一下。加了QQ后，边远让他发点常听的歌过来，也给虹位发了些自己喜欢的歌。“那些东西我从来没听过”，虹位喜欢布鲁斯和爵士，边远偏爱上世纪70年代的朋克，两人的风格完全不同。
第一次跟乐队排练完，在五道口的D22酒吧门口，虹位问边远：“我现在算是加入乐队呢，还是要再试试？如果加入乐队，我就留下来租房子。要再试试也可以，但是明天我就回广州了。”
“回去干嘛？”边远问。
“批发衣服，做服装生意。”
“那你留下来吧。”两人干了瓶啤酒，这事儿“就OK了”。
那时，Joyside已经成立了四五年，住在北京清河一个简陋的小区里，六层矮楼，两室一厅的房子，塞了六个人，九百块钱的房租，三年没涨过。
清河远离市区，聚集了好几只朋克乐队，大家整天在一块儿排练。朋克音乐起源于1970年代的美国，旋律简单，情绪直接，通常只有三个和弦，受年轻人喜欢。
边远和刘昊是乐队的元老。边远爱穿花衬衫和皮裤，话不多。他家在新疆伊犁，父亲是京剧演员。父母工作调动，他跟着来了北京，在学校里接触到披头士这样的摇滚乐。刘昊在军队大院长大，家里让他去当兵，他在部队一个多月就跑了，到清河的时候，只有一身衣服，一把琴。
那时，他们都留着长头发，一礼拜换一次颜色。生活是从下午开始的。每天1点起床后，直奔排练室，排得特别好，结果一上台就喝大了，有一次鼓手边打边吐，刘昊弹着贝斯，醉得从台下摔下来。晚上，有人在阳台搭帐篷，喝酒看星星。没钱的时候，把酒瓶子卖了，才能买饭吃。为了维持生活，边远还在邮局糊过五分钱一个的信封，但生活十分纯粹，“谁有钱就花谁的，每天都像过节一样。”
2003年，Joyside上了迷笛音乐节，之后与摩登天空签约，出了第一张专辑。五月天来北京跑通告时，Joyside曾为他们暖场。后来，他们获得百事音乐风云榜“最佳摇滚新人”提名，可惜最终获奖的是南拳妈妈。
2006年，Joyside原吉他手和鼓手退出，虹位和关铮加入。在乐迷的记忆里，那时的边远像个落魄贵族，刘昊更像大哥，会照顾人，通常是吃完饭负责买单的那个。关铮被国外一家摇滚乐杂志评为中国十大最帅鼓手。虹位用现在的话叫“宝藏男孩”，他的吉他弹得太特别了。
这也是边远选择虹位的原因。他觉得，虹位和弦的走向、弹琴的力度，跟别人不一样，有灵气，能让朋克乐的曲风多一丝浪漫。
虹位很大程度上也受到边远影响，他曾对媒体说，“要是没有边远，我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那些音乐。”加入Joyside后，他开始思考吉他怎么弹、怎么编，如何给出一个好的动机（音乐主题或乐曲发展的胚芽）。
乐队就是这样，成员之间总是互相影响。“如果刘昊贝斯弹得特别好听，给我很好的感觉，会把空间发挥得更大。如果那天我生气，关铮的鼓也会打得很生气，刘昊的贝斯可能也弹得生气。”虹位说。
王梓记得第一次见到虹位时，他穿了一件黑色POLO衫，戴着无镜片的黑框大眼镜，特别不摇滚，像一个被拉入传销组织的无知大学生。直到有一次在酒吧演出，虹位跑到简易房的楼顶上叫唤，“没想到他也能这么疯”。
他们常在D22酒吧演出，老板是一个美国银行家。无论什么职业和阶层，大家都因为摇滚乐聚集在这里，“它就是一条飞船，把这些人接上去，里面就是一个乌托邦。”虹位回忆。
插画师擦主席为那个时期的许多乐队画过海报，最多时一周做三到四张，然后去鼓楼附近张贴。那时的鼓楼半条街都是电玩店和琴行，酒吧、livehouse隐藏在胡同里，“那时的摇滚乐是很完整的一个文化情景。”
D22酒吧位于五道口，吸引了附近许多大学生，刺猬乐队就是从“大学生之夜”走出来的。刘昊说，刺猬就像是“好学生里的坏学生”，叛逆中带着文艺范儿，女鼓手看起来小小的，但鼓打得很不错。两支乐队交流不多，“就像好学生不敢招不学习的（坏学生）那种感觉”。
Joyside算是D22的头牌乐队。“有Joyside出场就肯定爆炸”，赌鬼乐队的主唱王梓回忆，乐迷排出外面很远，底下人都疯了，“满天飞那种”。酒吧只能容纳两三百人，一个乐队演完了，就去小房间喝威士忌。
“我觉得它给了我只有国外才能见到的、我所向往的那种摇滚乐场景，我在别的乐队身上没怎么见到。”杨毅东说。
让所有的猜疑去死吧
前经纪人徐凯鹏第一次见到边远，是2004年冬天。边远那会儿27岁，穿着皮裤，红黑波点的花衬衫，透着一股凄美的气质，“一看就是摇滚star。”
徐凯鹏在摩登天空上班，想把Joyside打造成一支时髦的乐队，往各大门户网站推新闻稿时，也尽量找一些有意思的点。最出名的一篇《Joyside大连演出火爆，主唱险些坠海丧命》，写的是演出后第二天，边远在海边租了一条手动的双桨小船，想去追大轮船，回程时赶上退潮，海浪推着小船，“像过山车的感觉”。徐凯鹏吓得打了110，边远却很兴奋，“肯定死不了”。
但稿子很难推出去，乐队在圈外的接受度一直不高。一个很大的原因是他们唱英文。乐评人也一句好话都没有，“Joyside唱的是虚无，是星空，是宇宙，没有那么多使命感，所以也不被行家认可。”School酒吧的主理人刘非说，他也是乐迷，觉得Joyside玩得超前了。
Joyside的歌词里大多是女孩、啤酒、火流星、宇宙，“这种东西，你够不着，有什么劲？但是你说‘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它就接地气，一定会火，这种沉重的使命是老百姓发自内心喜欢的，这就是中国人的特点。”
为了把Joyside推出去，徐凯鹏联系了很多演出。虹位记得，去武汉时，他们坐了很长时间的绿皮火车，虹位的叔叔派了七辆车去接，发现酒店条件特别差，让虹位重新订一个五星级的。虹位说不行，要和兄弟们在一起。演完一圈下来，他分到50块钱，手机还被偷了。“我疯掉了，我还玩什么？我不是那种非得每天吃方便面的情况，为什么要过那样的日子？”
Joyside也曾出国巡演，两个月内走了巴黎、伦敦、柏林等大城市，演了50多场。
虹位记得在欧洲时，很多西方歌迷都喜欢他们，“你们的音乐和我们的在一个频道里。遮掉面孔，就一点也感觉不到你们的东方性。”这是夸他们玩得正，但虹位感到气愤，“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长的黄皮肤，头发是黑色的，但国家的文化是什么？思想是什么？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这些都不了解。”
从欧洲转一圈回来后，虹位觉得自己的音乐很浅，他质疑边远，为什么总写女孩和酒精，“我演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只能代表美国文化给我的一个认知，它不能代表我的思想。”边远当时有点受伤，现在看来，其实都是很小的分歧，不是什么事儿。
长期巡演的乐队大多难逃解散的命运。2009年，后鲨大鲨鱼、赌鬼、刺猬进行横跨美国的公路巡演。赌鬼乐队的王梓说，三支乐队出发时都好好的，回国后都快解散了。
2008年10月，Joyside在西安巡演，他们喝醉了，和一帮人打起来，徐凯鹏过去拉架，也被打了。这件事之后，徐凯鹏说他们就不合作了，“经常喝酒闹炸，大家都很痛苦”。乐队成员没有自己的空间，“可能因为一件很小的事情，或者某一句话丢了面子，拿着桌子就拍，着急了，直接上来就要干。”有时醒来一看，“我×，怎么在公安局待了一个晚上？”
那时虹位也不想再玩地下摇滚乐了，他去找一家唱片公司的老板，对方提出，只要唱中文，就可以签。虹位高兴坏了，回去告诉边远，“我要把所有的工作上一个台阶，下一个目标，就要走主流市场。你能不能唱中文？”
“不可能，我就做我自己，干嘛要变成一个主流唱片公司包装的明星？”边远反问。
事后看，虹位认为这就是乐队解散的原因之一。但边远已经没印象了，“是有这么一回事吗？我都不记得了。”
2009年张北音乐节，虹位说“我不玩了”。回北京后，他在鼓楼东大街组了饭局，又正式提了一次。
“一个乐队少一个人算怎么回事，要不就算了。”边远说。刘昊不明白，玩得好好的，后面还有巡演，为什么要解散？那时大家都说，乐队就差一张唱片，就真走起来了。
有人急了，嚷着让服务员拿刀来，要把虹位的手砍了。有人开始哭，几个人乱打一通，边远在一旁拉架，混乱中，虹位的头挨了一酒瓶，他哭了，“彻底伤心了”。
2009年9月12日，Joyside在北京鼓楼的Mao酒吧做告别演出，门票卖了800多张，破了Mao的纪录。他们没有给乐迷更多的解释，只是说：“让所有的猜疑都去死吧。”
边远本来不想做这场演出，“没什么意思”，后来想想，觉得能让乐迷最后感受下现场，也挺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个葬礼。”他们几乎把所有的歌演了一遍后，台下仍挤满了人，鼓楼东大街混杂着酒精、尼古丁和悲伤的味道，直到天亮才散去。
虹位演完就一个人走了。他不喜欢“葬礼”这个词，觉得搞告别演出是一件“很傻逼”的事。但海报和宣传已经做了，只好硬着头皮去。
那时，赌鬼、后海大鲨鱼、刺猬乐队正在美国巡演。王梓收到刘昊发来的豆邮，怕电脑在美国看不了中文，刘昊特意用了拼音。三个乐队十几个人围在一台电脑前，猜是什么意思，最后拼出来的是：“弟弟，今天我的乐队没有了。”
当一个rocker去上访
乐队解散后，虹位在积水潭租的大房子里继续以前的生活。每天下午两三点起床，然后给朋友打电话，来家里开Party，打游戏、睡觉、喝酒，可以一个星期不出门，只让阿姨来做饭搞卫生。
一天，父亲突然到北京，给他打电话，说要来家里。
“不行！”虹位扫了一眼，男男女女躺在沙发上、桌子上，四处都是烟灰和酒瓶。
他们第二天在酒店见面。父亲是佛教徒，给了他一本《释迦摩尼佛传》，一张大宝法王照片。“你要看就看，不看就放着。”
虹位至今仍无法理解，父亲大老远跑来，就给他这么一个东西。“我想既然是菩萨的东西，我就放高一点，放在书柜的最上面。”他把所有人都轰走了，让阿姨也不要来。
派对散了，虹位一个人在屋里来回转，他最近神经衰弱，对什么事都打不起精神。“就想我干脆自杀，死了算了。我什么也玩过了，人生还剩下什么？”
想起父亲送的书，他从柜子上取下来，一个人坐在沙发上，从头开始翻。他忘记了时间，“好像在一个完全黑暗的地方，嘭地一下，有了一点光”。
虹位决定结束现在的生活。他搬去上海，剃了个圆寸，在一家负责音乐版权的网站工作，每月工资2000元。租的房子在菜市场楼上，只有一张薄木板床、一个沙发、一张桌子，上面摆放了一些佛经。女孩跟他回家，嫌床太硬，睡不着觉，半夜就走了。
两年后，上海的公司倒闭了。父亲提起河北贫困县有一个产业园项目，问他要不要去。虹位从来没去过农村，“我就想去看一下，贫困县是什么样的。”
第一次见到县长，虹位问：“这里有没有club？”
“club是什么？”县长说。
“就是年轻人听音乐喝酒的地方。”
“我们这里是贫困县，没有这个东西。”
父亲以为他可能待个两三天就受不了了。但虹位好奇，“这个地方为什么没有club？年轻人都去哪了？离北京这么近的一个地方，怎么还是一个贫困县？”他计划在县里搞食用菌产业园，“如果能帮助一千个、上万个老百姓脱贫，这比我玩乐队牛逼多了。”
一个多月后，虹位请来的专家走了，但农民采出来的蘑菇还是没法要。虹位一打听才知道，蘑菇得按时按点采摘，可他们“晚上就睡大觉去了”。
“只要动手采一下，一个月就能过万，马上就可以脱贫了！”虹位想不通。
他开始看关于农村发展研究的书籍，偶尔去大学听经济学的课，还找大学生下乡做调研，了解农民的收入和收成，又从农民那儿听到土地怎么被占了，“才真正开始了解中国是一个农村社会”。
在贫困县，虹位的生活变得非常简单。每天一双老北京布鞋，一条短裤，一件T恤。办公室是标配的老板桌和皮椅，棕红色的书柜，一个沙发，一个茶几——本来给县长准备的，八项规定后超标了。他也感受到百姓的单纯与亲切。每逢过年杀猪，整个村子都来给他敬酒。
但官场太复杂了。最初，虹位不太懂政治，找农业局盖章签字时，官员和他耍官腔，“你酒都不请我喝，怎么给你盖这个章？”
虹位气得直接给县长打电话，“你们下面的人不给我盖章，让我给他买酒喝！”
后来，他也学会和官员称兄道弟，请他们喝最贵的酒，逛最好的夜总会，在KTV里红歌、韩磊的歌，什么都唱，有时一个电话，就被叫去买单，喝到严重时被送进了医院。但他说，他的底线是不做金钱交易。
他也为此付出了代价。土地拍卖的时候，因为某些原因，拍下的一块地，政府不让通水通电，法律规定，过了时效后，若因企业原因不开工，政府将有权无偿收回。
虹位气坏了，“我就是一个南方过去投资做食用菌产业园的年轻人。我是怀着热血，怀着对祖国的响应去农村，最后你们还要把我给坑了！”压力大的时候，他把办公室的门都踹掉了。
他决定去北京上访。第一次去信访局时，已经是下午，工作人员告诉他，太晚了，要早点来。第二天，他凌晨五点就到了，前面已经排了一长串。
结果回河北没多久，纪检就来公司调查。虹位这才知道县城的复杂关系。他把公司的帐本拿出来，“随便查！”
在贫困县的六年，虹位脱离了摇滚圈，和乐队成员也只有过年才打个电话。“男人与男人之间，其实没有什么事儿。”每年生日，虹位会接到刘昊的电话，“大刘，感谢你啊，还记得我生日。”对话也仅限于此。
刘昊记得，有一次虹位突然把乐队成员拉了一个群，在里面发了歌，随后又把群解散了。但虹位说他一点都不记得了，“我肯定喝醉了。”
偶尔，他也回北京见见朋友，喝喝酒。王梓再次见到虹位，是在一个冬天，他穿着名牌高领毛衣，外面套一件羽绒背心，戴着一副“美国房地产中介”的墨镜，脖子上的纹身用遮瑕膏盖住了，看起来像是“珠海新区的小领导”。
“你怎么成中介了？”王梓说。
虹位再也没听过乐队的歌。傍晚七八点，在偌大的办公室里，他把音乐打开，听爵士和布鲁斯，喝点酒，跳跳舞，发泄一下。晚上九点，整条街道都安静下来，蛐蛐、青蛙的叫声，伴随着一股牛粪的味道，飘进他的耳朵和鼻腔。
但在这个闭塞的小城里，他还是感受到了一丝变化。一次，他和阿姨去买菜，听见菜市场在放逃跑计划的《夜空中最亮的星》。还有一次在烧烤摊，两个年轻人喝着啤酒，用手机听hiphop，“走在长安街上，在北京，很多漂亮的姑娘……”虹位很吃惊，过去和他们聊：“你们听这个牛逼，这是我兄弟的歌。再给你们介绍一个……”
“拥抱时代”
时代的确变了。D22酒吧搬到新街口，旧址变成了一家饭馆。鼓楼东大街如今沦落为游客打卡景点，充满回忆的Mao酒吧只剩下一个生锈的大铁门。全国各地的音乐节开始井喷，质量参差不齐，有的乐队差不多240天都在路上，赚到了一些块钱。
Joyside解散后，边远在酒吧短暂地打过工，他再也不往烟灰缸里吐口香糖了，因为太难擦。他也组过别的乐队，后来渐渐喜欢一个人做音乐。
乐队解散之前，边远觉得时间是静止的，解散似乎把时间全追回来了，“一下子过去那么久了，那种感觉”。他写中文歌了，开始喜欢清净的音乐，对宗教和宇宙也产生了兴趣，会思考恒星的衰变这种问题。
电影《海上钢琴师》里，一个天才钢琴家在豪华游轮上，度过了孤独的一生。那是边远想要的生活。他想拥有一艘船，能随时出海，去无人岛，捞点鱼，采点果子，听风吹落叶的声音。
他咨询过天津邮轮需不需要歌手，扫厕所也行，但对方告诉他人已经够了。
“边远是一个浪漫的虚无主义者，除了音乐和朋友好像一切都无所谓。”他的一个朋友说，“我经常会在一个很热闹的聚会中突然看到他一个人坐在某个地方，一动不动，不知道在想什么。他喜欢星空宇宙和大海，我记得以前他说来世要做一头抹香鲸。”
2017年秋天，边远坐火车离开北京，去了秦皇岛。那年冬天下了很大的雪，他躺在沙发上，眺望着窗外的大海，靠近港口的海面已经结冰了，雪花层层覆盖在上面，宛若白色的北极。
乐队解散后，刘昊在鼓楼开了家古着店（有年代的且不再生产的衣服），又跟刘非合开了School酒吧。关铮在里面当了两年酒保，后来加入了其他乐队。
“命运真的很奇妙，如果Joyside没有解散，我们就不会开古着店；如果没有那么多人去店门口喝酒，就不会促使我们去开酒吧；如果没有School，就不会有现在各种乐队和新的故事。”刘非说，“这中间，少了任何一环都不行。”
很多新的乐队在这里被发掘。刘昊坐在酒吧里，暗黄的灯光洒在身上。他觉得年轻乐队更加自我，曲风不再暴躁，观众也不像之前那么疯狂了。
“没有当年那个味道了。”王梓有些感慨，“摇滚乐表达爱和恨，但大环境确保每个人说出来的话都是正确的、健康的，所以摇滚乐一半的生命力都被剥夺了。”赌鬼乐队后来也重组，但关系没以前那么紧密了，“当年大家恨不得像影子一样，一块儿住一块儿玩，现在一半人都生了孩子，得吃饭、生活。”
2013年元旦，盘尼西林乐队在School第一次演出，门票卖出不到20张。演到最后，主唱小乐说要翻唱一首Joyside的老歌，向乐队致敬。《Sillygirl》旋律响起，台下的观众并无太多反应。
刘昊注意到了小乐，那时他大学还没毕业，“就觉得这个小孩可以，他的眼神、每个动作，用的琴，都和别人不一样，站在舞台上很有气场。”他们在台下聊了很久，刘昊决定把盘尼西林推荐给前经纪人徐凯鹏。
和Joyside分手后，徐凯鹏又做了万能青年旅店和后海大鲨鱼的经纪人，后来去一家互联网公司上班。和盘尼西林合作后，他决定干回老本行。
现在，徐凯鹏每周都和盘尼西林开会，地点大多在School酒吧的二层，他为每个人搭建人设，做一些包装和定位。乐手需要总结自己的感受，谈论行业动态，大家一起寻找新鲜事物与音乐行业的关联。
综艺节目《乐队的夏天》筹备期间，徐凯鹏接到节目组的邀请，他和盘尼西林一起去了爱奇艺，办公室里布置了盘尼西林的海报、专辑，工作人员能清楚地叫出乐手的名字，这让徐凯鹏感受到诚意。他把上海的乐队和平和浪与台湾的皇后皮箱也推荐给节目组，他同时是这两支乐队的经纪人。
皇后皮箱最初有一些顾虑，担心上综艺容易招来“跪求主流”的非议。但徐凯鹏认为这是十年前的想法了。他去了一趟台北，说了自己对行业的观察和判断，并对皇后皮箱之后的数据做了许诺。
节目播出之后，一些乐队的微博粉丝、演出报价都翻了几倍。徐凯鹏觉得，节目会给行业带来一些变化，虽然效果短暂，但“能让更多年轻人拿起乐器，音乐就存在更多可能性。”
刘非也参加了节目录制，在他看来，对于部分乐队来说，“夏天”确实来了，最近，来酒吧看演出的人明显增加了。但节目只是“乐队的夏天，不是摇滚乐的夏天”，中国有3万支乐队，上节目的只有千分之一。
关铮在节目里看到了很多老朋友，他说，曾和他们一起在D22演出的刺猬乐队主唱赵子健，很久没这么认真唱歌了。Joyside解散这十年，刺猬也经历了分分合合，最低谷时，子健唱歌都不在调上。
如果节目有第二季，刘昊、虹位和关峥都不太排斥参加。
但边远一点也不感兴趣，他不希望以这种方式去呈现Joyside的歌，也不喜欢乐手在节目里失去了自己的表达，最后变得像在卖情怀。
他宁愿去一个小酒吧，台下可能只有50个人，但在认真听他弹唱。
“纠缠这些太没意义了，挺愚蠢的”
十年后，Joyside演出时仍是那副“酒鬼”的样子，但不难看出年龄的痕迹。虹位穿着英伦背带裤，肚腩已经凸显出来；关铮带着四岁的儿子，他把枕头当作《魔兽世界》里的飞毯，四处乱飞；刘昊喝了一杯香槟，因为疲惫，又开了一罐红牛。
当年听朋克的青年，变成了养生的中年。一位上海乐迷曾和女友看过他们的演出，十年后在Joyside的现场再次相遇，女孩已经成了别人的妻子。有些歌迷已在国外生活，无意间听到熟悉的旋律，唤起了当年的记忆。不少乐迷结婚生子，有人让孩子学起了吉他和架子鼓。
重组演出那天，很多人不知从哪儿冒出来，又聚到了一块，“特别穿越的感觉”。
十年过去，大家对音乐都有了自己的理解。排练时，虹位想要加入键盘、和声，让音乐有一些新浪潮元素。刘昊不太建议这样，虹位说，“你先试一下，如果觉得好，就把它留下。如果觉得不好，就不要了。”
做新专辑的时候，虹位给一首歌的编曲加了很多弦乐，和边远产生了分歧。虹位退了一步，“要在十年前，我不会，这个时候我就学会了。”他已懂得考虑乐队其他人的建议，“Joyside不是刘虹位一个人，是边远的一部分，也是刘昊和关铮的一部分。”
回北京后，虹位选择住在距离市中心有一段距离的通州。他不再需要酒精，生活规律，每天七八点钟起床，看书，最近一本是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然后去附近马场骑马，听爵士和布鲁斯，除了这些他还有生意要打理。
出去演出时，他不再跟成员住同一个酒店。在成都，他订了一个民宿，早晨去公园喝茶、掏耳朵；在上海，他住进了弄堂，听着阿叔用上海话和阿婆打招呼。
虹位后来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朋克的反抗精神。“朋克更像是一个来自街头的孩子”，这与他的成长背景并不符合。不像关铮，结了婚，有了孩子，仍在演出现场“跳水”（跳下舞台），可能到老了，还是这个状态。
边远觉得虹位这次回来，想法成熟了，更像一个成年人，但本质上没变，“还是很有意思的人。”
边远曾经瞧不上别的音乐风格，觉得自己是做摇滚乐的，“比别的酷一点”。现在他依然喜欢七十年代的朋克，但也想做一些新的尝试，“没必要给自己一个圈套，一个框架。朋克只是一个词而已。包括摇滚乐，也只是一个所谓的风格，纠缠这些东西太没意义了，挺愚蠢的。”
十年前，乐队突然解散，边远总觉得差了那么一点，如果能再出一张专辑，就能达到想要的高点。后来他觉得这未尝不是件好事，“可能就命中注定就这样”。
音乐曾经是他生命的全部，现在，他想以更轻松、更开放的心态对待，“生命是很宽广的，音乐只是听觉的一部分，还有很多别的感觉。”他三个月没创作了，每天独处、喝酒、发呆，去海边走一走，感受自己在宇宙中的存在。
边远不觉得自己是在坚持某种东西，也不想与时代挂钩。“如果摇滚过时了，那就过时了。所有具有时代性的东西都会过时。”他一直在寻找一种“人类共通的，从古到今，超越时代”的情感。
在王梓看来，边远就“不是地球人”。除了有一次，他看见边远穿着一套中介那种的黑西服，扎着皮带，衬衫掖进裤子里。那天他准备回家看父母，“让他们看我像个正常人”。
边远对父母一直抱有歉意。每次回家，父亲都把他的皮鞋擦得干干净净，尽管他不理解儿子在做什么。2014年，边远出了中文专辑，父母能听懂一些，也试着去理解他。
刘非现在是乐队的经纪人，他觉得边远已经做了很大改变。边远曾拒绝使用微信和智能手机，“少点事儿挺好的。”
他窝在秦皇岛公寓的沙发里，抽上一口烟，眼睛望向窗外，“很多事的话觉得很烦，有点头疼，比如采访。”在这里，他谁都不认识，只有一台电脑、一把琴，柜子上摆着魏晋时期的诗词。
他觉得自己不适合成家，不知道“两个人天天在一块儿干嘛”，自己有很多事要做。他开玩笑说自己越来越难看，酒量也越来越差。他害怕变老，“先天条件不好”，大概不会是一个帅帅的老头。
在虹位看来，边远骨子里还是具有朋克精神，他不在乎什么媒体，什么节目，什么唱片公司老板。年轻的时候，他甚至不会告诉别人为什么，现在至少会把理由讲出来。
十年过去，重组变成一件顺其自然的事，“这些人都还在这个世界上，而且都还在北京，大家都还想玩音乐。”虹位说。这也是其他几个人的想法。
重组那天的饭局上，他从没见过边远喝那么多，一个人坐在那儿，晕晕的。
他跟边远说，少喝点，至少别天天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