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历史文献对历来同中亚、南亚、西亚和非洲许多国家的陆路交通线路始终不曾概括出一个专用名称，而19世纪以来的许多学者都想弥补这一缺失。1877年，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1833-1905）在其《李希霍芬旅行中国日记》一书中，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为“丝绸之路”（Silk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在其名篇《中国与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文中主张，将“丝绸之路”的西端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和小亚细亚。赫尔曼的观点立刻得到西方一些汉学家的支持，从而逐渐被学术界接受。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些西方探险家在新疆、甘肃等地进行考察并发现了古代中国与亚、非、欧交往的许多遗物，并在相关的著作中广泛使用“丝绸之路”这个名称，还把古代中原与西方以丝绸贸易为代表的文化交流所能达到的地区都包括在丝绸之路的范围之内，不仅使“丝绸之路”的概念更加深入人心，也进一步扩大其空间、时间和承载物内涵。这样，“丝绸之路”就成为从中国出发，横贯亚洲，进而连接非洲、欧洲的陆路大动脉的总称。此后相继出现了“丝绸之路”的绿洲道、沙漠道、草原道、吐蕃道、海上道等提法，“丝绸之路”的内涵被进一步扩大。同时，随着中西关系史研究的深入，“丝绸之路”也开始被人们看作是东西方政治、经济和文化交流的桥梁。于是，“丝绸之路”几乎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代名词。
张骞出使与西汉对丝路的开拓
两汉时期是丝绸之路的开拓时期。自西汉张骞“凿空”西域后，两汉政府对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经营都不遗余力，这不仅仅是因为商业原因，也不仅仅是为了炫耀国威，更与此时期两汉政府抵御匈奴入侵这一政治兼军事目的密切相关。西汉时期张骞通西域是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标志着中西交流史上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并对后来东西方文明的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西汉初年因国困民贫，对匈奴的入侵大都采取防御政策。经过几十年休养生息，汉武帝刘彻开始考虑对匈奴采取反击。汉武帝获悉，有一个曾居于河西走廊之敦煌、祁连山之间，但已被匈奴驱逐至西方的大月氏国（Indoscythae）与匈奴有世仇，故而想寻找大月氏，欲与之携手夹击匈奴。因此，时任郎官的张骞应汉武帝招募，第一次出使西域。
汉武帝建元三年（前138），张骞带领一百多人的出使队伍离开长安，经陇西向西进发，但不久就被匈奴俘虏。匈奴单于长期监禁张骞，并为之娶妻成家，冀其投降。张骞却始终等待时机准备逃脱，并在11年之后乘防备疏松，终于和随从人员逃出匈奴。张骞一行向西越过葱岭，经过几十天长途跋涉后抵达大宛（Farghana），即今天中亚之费尔干纳盆地（FerganaValley）。随后大宛王派人护送张骞前去康居（Sogdiana，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再由康居到达大月氏。然而大月氏已立新王，并越过阿姆河吞并了希腊化国家大夏之故地，已然安居乐业，兼因距中国太远，无心再向匈奴寻仇。张骞在此住了一年多，不得已而东返。为了避免匈奴拦截，张骞未走原路而沿塔里木盆地南缘进入柴达木盆地，绕道青海归国，但不幸又被匈奴捕获。所幸一年以后，匈奴因单于去世而发生内乱，张骞得以逃脱，终于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回到长安。
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历时13年，虽然没有达到同大月氏结成联盟的政治目的，却了解到有关西域地区的政治、经济、地理、文化、风俗等情况，为以后中原加强同西域的联系奠定了基础。不久，张骞就利用他对西域的知识参与卫青出击匈奴的战争，因知水草所处，为此次军事行动的胜利立下大功，被封博望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的同时，西汉王朝也对匈奴展开一系列打击，其中具有决定作用的是公元前127年、前121年和前119年分别进行的三次战斗。公元前127年，卫青大败匈奴，控制了河南之地（今河套以南地区）；公元前121年，匈奴在霍去病的打击下发生分化，浑邪王降汉，河西走廊完全为汉朝控制；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又分道出击匈奴，匈奴单于大败远遁，从而将匈奴进一步驱逐至漠北。经过这三次大规模的反击，西汉王朝在对匈奴的斗争中已经掌握了主动，前往西域的道路也基本畅通，这为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此后丝绸之路的安全畅通以及西域诸国同西汉王朝的友好往来，创造出必要条件。
然而西汉王朝的反击战只是肃清了匈奴在漠南及河西走廊的势力，西域各国仍为匈奴控制，依然威胁着西汉王朝西北边境的安全。为了彻底铲除匈奴势力，也为了汉武帝开疆拓土的雄心大略，汉武帝在对匈奴展开第三次打击的同年再度派遣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设法联络乌孙等西域各国，“断匈奴右臂”。这一次出使队伍浩大，随员三百，牛羊万头，携钱币、绢帛“数千巨万”。但这次张骞仍然没能达到预期目的。当他们到达乌孙（伊犁河、楚河流域）时，正值乌孙因王位之争而政局不稳，国内贵族又惧怕匈奴，故西汉王朝欲同乌孙结盟攻打匈奴的政治目的再次落空。但在乌孙期间，张骞分别派遣副使到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大宛、康居、大月氏暨大夏、安息、身毒（Sindhu，印度）、于阗各国，广加联络。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国，乌孙遣导译相送，并派使者来长安。使者见到汉朝人众富厚，回去广加宣扬，汉朝的威望在西域大大提高。不久，张骞所派副使也纷纷回国，并带回许多所到国的使者。从此，中西之间的交通正式开启，西汉政府与西域及中亚、西亚、南亚地区的友好往来迅速发展，西来使者相望于途。自西汉西行的使团据说一年之中多则十几个，少则五六个，使团规模大则数百人，小则百余人，所访之地遥远，出访一次所需时间从数年到八九年。与使团相得益彰的是一群群商胡贩客，“日款于塞下”。此后，中西之间的陆路交通继续向西延伸，一直到奄蔡（Aorsi，咸海与里海之间）和条支等国。
张骞出使西域本来是为了联合西北各民族共同抗击匈奴，客观上却起到了开拓长期被匈奴阻塞之东西陆路交通的作用，沟通了东西方的经济与文化往来，也建立起中原与西北边疆各地区的友好联系，开辟出中国与西方各国直接交流的新纪元，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使张骞出使在史上被誉为“凿空”。
张骞的两次出使虽然对开通丝绸之路有重大意义，但因这时期匈奴的势力并未完全退出西域，西域与中原之间的交通依然长期受阻。丝绸之路真正得以繁荣和畅通，应归功于西汉政府对匈奴的打击和设立西域都护。
西汉王朝乘着对匈奴战争的一系列胜利而于公元前121年和公元前111年先后在河西走廊设立武威、酒泉、张掖、敦煌四郡，俗称河西四郡，割断匈奴与羌族之间的联系，保证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畅通。此后匈奴势力只好向西发展，开始了同西汉王朝争夺西域的长期斗争，最终西汉王朝取得重大胜利。本始二年（前72），匈奴攻打乌孙，乌孙向西汉求援，西汉遣五将军率十五万大军与乌孙东西夹击匈奴，大获全胜。匈奴经此一战，元气大伤，很长时间再无力同西汉在西域争雄。宣帝神爵二年（前60），匈奴发生内讧，西边日逐王先贤掸降汉，被西汉封为归德侯，自此匈奴势力全部退出西域。
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官吏，始于贰师将军李广利讨伐大宛胜利之后。当时所设称为西域使者校尉，其任务是率领士卒在车师、楼兰等地屯田，以供给和保护来往于丝绸之路上的各国使节。宣帝元康二年（前64），又命郑吉为卫司马，“使护鄯善以西南道”，也称之为“护鄯善以西使者”。至神爵二年匈奴日逐王来降后，以郑吉“并护车师以西北道”，这就是“都护”一名的由来。自此西域都护府正式出现。西域都护的主要任务是统领西域诸国联合起来共同抗击匈奴的侵扰，特别是保护西域南北两道的安全和畅通，这也是“都护”一词的原意。如在宣帝甘露二年（前52），匈奴郅支单于西迁康居，直接威胁西域都护所管辖的乌孙和大宛等地，严重破坏了丝绸之路的安全。于是在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和副校尉陈汤率领西域诸国兵马，消灭郅支单于，从而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
丝绸之路的具体通道
两汉时期，中央政府总体来讲对丝路交通十分重视，除了设立西域都护之外，在丝路要冲还设置邮亭、修筑道路、驻兵屯田、布置烽燧、设立关卡等，这些措施都有力地保证了丝路交通的安全，也为往来丝路的使者和商人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两汉时期的丝绸之路东起长安，出陇西高原，经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而达敦煌。敦煌以西有玉门、阳关两个隘口，由此西行至塔里木盆地东侧，因沙漠阻隔而分化出沿大漠南北两侧的两条道路，即南道和北道，两道的分岔地在楼兰。
南道以且末为东西向中继站，且末以东和以西的具体路径其实都不止一条。西汉时，从陇西至且末有三条道路。第一条是通行最早、行人最多的白龙堆道，从玉门关越三陇沙（接近罗布泊洼地的沙山地带），过阿奇克谷地，经白龙堆，至楼兰，在此折向西南，经海头、阿不丹，至今若羌一带，在此转西行，抵且末，继续西行。第二条为稍后兴起的罗布泊以南的路线，出玉门关后，沿疏勒河谷地西行，经科什库都克、羊塔克库都克、库木库都克、科什兰孜、落瓦寨、敦力克，至米兰绿洲，由若羌一带西抵且末，与第一条路汇合。此路沿途系荒漠地带，但比白龙堆道路平坦且快捷，所以渐渐成为主要道路。第三条名为阳关路，以玉门关之南七十公里处的阳关为起点，出阳关后西南行，经葫芦斯台、安南坝、拉配泉、金鸿山、红柳沟、敦力克，至米兰绿洲，至此与第二条道路汇合。此路多山前崎岖小径，一向寥落，但4世纪起，前两条道路相继冷落或废弃，此道遂转为繁荣。
自且末再往西，相继经过精绝、扜弥（今新疆策勒东北）、于阗（今新疆和田附近）、皮山，抵莎车，由此至塔什库尔干有两条道路。第一条沿叶尔羌河至卡群、海散勒巴格，向西经库斯拉甫、塔尔、很祖铁热克、幸迭，抵蒲犁（今新疆塔什库尔干）。第二条由今叶城一带向南，沿提孜那甫河至莫莫克，转西经阿孜干萨、布伦木沙、瓦卡，至塔什库尔干。到了塔什库尔干便可经明铁盖山口西入帕米尔高原，然后沿兴都库什山北麓和喷赤河（Pyandzh）上游西至大月氏，从这里向南可去身毒（印度），向西则可经安息（位于今伊朗高原）去条支。
北道，在通西域之初实为“东西道”，指玉门关向西至楼兰后继续西行的路线，现代称为楼兰道。从玉门关西行，过都护井（卑鞮侯井）、三陇沙北头，经居卢仓（今科什库都克附近），从沙西井（今羊达克库都克）转向西北，过白龙堆到故楼兰，向西经渠犁（今新疆库尔勒）、乌垒（今新疆轮台东）、龟兹（今新疆库车东）、姑墨（今新疆阿克苏），至疏勒（今新疆喀什），从疏勒可越过葱岭，至大宛、康居（撒马尔罕及其附近），再向西北就可达奄蔡。这条路是西汉时期的主干道，但缺点是沿途自然条件恶劣，险阻难行，三陇沙、白龙堆和罗布泊北岸的雅丹地貌尤其崎岖，又缺乏供给。汉宣帝改年号神爵以后，匈奴势力被逐出车师，改为汉朝控制此地，所以“东西道”出现了经过车师的支路，即越过罗布泊地带后至营盘一带北上，经山国入车师，补充供给后继续西行。不过，自楼兰西行直趋龟兹的路线直至东汉仍是重要干线。
西汉末年，在戊己校尉徐普的提议下，开辟了一条绕过雅丹地貌区而沟通玉门关与车师后王城的新道。《三国志》卷三〇《魏书》注引《魏略西戎传》中以“北新道”之名记载这段路线，“从燉煌玉门关入西域，前有二道，今有三道”。其中之“南道”“中道”的大势基本上与《汉书西域传上》中对南北二道的记载相同。此外记一条“新道”，“从玉门关西北出，经横坑，辟三陇沙碛，出五船北到车师界戊己校尉所治高昌，转西与中道合龟兹”。“高昌”就是今吐鲁番，“横坑”“三陇沙恶”“龙堆”“五船”都是指玉门关以西之沙丘或盐碱滩。因其比从前的丝路北道更靠北，故又称为“北新道”。这条道路使敦煌至高昌的行程缩短一半，有利于加快行军速度，但对于商旅而言却是一条畏途，因为这段长达1800里的道路是水草困乏的沙碛路，并多流沙。所以，它并非一条常规道路。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西陆路交通新增两条重要路线——经过伊吾的“北道”与河南道。伊吾道，即出玉门关后经伊吾至高昌的道路，要经过今哈密、巴里坤等东部天山一带。此路萌生于先秦时代，但由于东汉以前匈奴势力一直控扼着此道沿途地区，此道久为其垄断。公元73年，窦固、耿忠便沿此路进军西域并大败匈奴呼衍王。此后，该路线置于汉朝的控制护卫之下，但似乎整个东汉都没有在该条路线上设置供商旅使用的交通配套设施，所以其利用率不高。至曹魏时期，伊吾道的利用率才逐渐提高。北周时商客往来已经“多取伊吾路”。伊吾道至高昌后，可以再至龟兹与汉时北道汇合，但这时也出现一条自伊吾西行的新路，即穿越天山东麓缺口，取道准噶尔盆地，过卑陆、且弥到乌孙，再西南行抵大宛。隋代裴炬根据得自胡商的信息而在《西域图记》中对此道有详细的记载。《西域图记》虽久已亡佚，但《隋书裴矩传》中幸存关于这条道路的记载，其中将这条道路正式称为“北道”。所记其基本走向为:从伊吾西去，大致傍天山北麓而行，沿路经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铁勒部（散于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大概应经过东汉车师后王城，即今吉木萨尔）、突厥可汗庭弓月城（今新疆伊宁），由此渡北流河（今楚河，欲渡楚河当先渡伊犁河），至拂菻国（东罗马帝国）及西海（地中海或黑海）。
同在中古前期，西域以东还出现了一条与河西走廊平行的道路“河南道”。这条道路出现得也很早，据《史记大宛列传》，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归国时，为了躲避当时占据河西走廊的匈奴，便“并南山，欲从羌中归”，说明当时沿南山（昆仑山及其支脉）东西分布的诸羌族部落之间可能有一条交通线路。西晋和南北朝时期，吐谷浑排挤诸羌，据有今青海之地，由于南北对立，东晋与南朝只好经过吐谷浑同西域及漠北柔然相联系，从而发展了益州（四川）至鄯善间与河西走廊平行的这条“河南道”。大概由于沿途相对安全，有的北朝人如宋云、惠生西行取经时也走这条路。1956年，在青海西宁旧城发现了一件大约5世纪末埋藏的存储金属货币的陶罐，所藏银币应在百枚以上，从后来收集到的76枚看，都是萨珊波斯（SasanianEmpire）皇帝卑路斯一世（PerozI，459-484）时期所铸，这就可以看作是2-6世纪时期河南道上东西交通兴盛的证据。
丝路、贸易与文化传播
丝绸之路是使节之路、战争之路、商旅之路，当然也是文化传播之路，因为道路的畅通全方位促进流通与交流。丝路畅通之始，西汉政府与西域各国都同时表现出对利用此道开展贸易往来和政治往来的兴趣。两汉时期，因西域都护府和西域长史的设置，商道在汉朝的有力控制之下，中西贸易迅速发展，但这其中有很大部分属于朝贡贸易性质的“赐赠”行为，即汉朝廷以播扬威德为目标，屡派使节携巨额币帛赴西域各国送礼，或当西域使节来朝觐之时，以绮绣杂缯和金属赏赐。汉朝的慷慨大大刺激了塔里木诸绿洲城邦王公贵族的旅行热情，于阗王、精绝王曾多次带着使者和商旅到中原从事贡赐贸易，敦煌悬泉汉简中留下很多条楼兰、于阗、精绝、若羌、且末、扜弥等国来使过关的记录，主要见于过食文书和乘传驾车簿类文书。
除贡赐性质的官营贸易之外，汉朝也有以官府名义组织的远行商队。《史记大宛列传》载，张骞通西域后，西汉政府“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国。因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枝、身毒国。诸使外国一辈大者数百，少者百余人。
汉率一岁中使多者十余，少者五六辈，远者八九岁，近者数岁而反”。《汉书张骞传》亦有类似记载。政府在一年中遣使五到十次不合情理，这些使团实际上主要是以官府名义组织的贸易队伍，而这些中国商人的行迹很可能已到达中亚、西亚的一些地区。
官方的频繁往来使交通道路得到良好维护，自然也有利于民间贸易的蓬勃开展。中国商人在中古前期就已参与民间贸易，南北朝和隋唐有关于中国商人远赴中亚从事商业活动的记载，如上文所引《唐西州高昌县上安西都护府牒》所记李绍谨前往弓月城贸易事。在西域的中原商贾还以隔年收账的赊销方式向当地居民出售丝绸，这不只表明他们与本地居民的关系融洽，还表明他们在这地方有长期固定的营业机构。不过，民间贸易总体上以西方商人为主。《史记大宛列传》描述了大宛至安息的居民普遍善于经商，《后汉书马援传》则记载梁松以“西域贾胡，到一处辄止”为譬讥诮马援，《东观汉记》亦记光武帝去世时，长安的西域贾胡为其祭拜。可见“西域贾胡”在两汉时已深入中国各地。公元2世纪的罗马地理学家托勒密在《地理学》中引述同时期地理学家马利努斯《地理学知识》的一段记载称，一位名叫梅斯蒂蒂阿努斯（MasTitianus）的马其顿商人曾同中国保持经常的贸易关系。梅斯本人虽未到过中国，他的代理人却经常组成商团从地中海之滨跋涉数万里到达赛里斯国的首都。
南北朝时期更有大批西域商人云集中原。西方商队为利之所趋，即使在战乱年代也打着“奉献”“朝贡”的旗号而坚持奔波于丝路。南北朝时期，北方政局趋于稳定，中西贸易再度兴盛，西域贾胡云集中原，前引《洛阳伽蓝记》卷三《龙华寺》称，西域贾胡不仅云集都城，还有许多人定居洛阳。同在南北朝时期，长江流域也藉河南道与西域建立商贸联系，吐鲁番阿斯塔那墓区出土的此时期丝织品中有许多来自益州。
塔里木周缘的绿洲城邦作为贸易中转站和集散市场而变得喧嚣热闹，绿洲居民之间以及农耕民族和草原民族之间的物资交换活动也受到中西贸易的刺激而日益活跃，丝路沿途还出现专门的商业城镇，比如既是南道要冲又可连通北道的疏勒。《汉书西域传上》称其地“有市列”，即市镇上有按商品种类销售的店铺，显然是一个交易市场。于阗东西二城也十分兴旺，当地兼管市场交易的行政官作为汉朝的册封官员见诸史籍，即“城长”。商业繁荣大大刺激了诸绿洲城邦的发展，人口增长可为一例:丝路畅通之后百年间，疏勒户数增加十倍以上，于阗人口增加五倍左右，焉耆人口增加约70％。南北朝时期，由于贸易频繁导致的人口聚集，绿洲地带出现许多王城之外的新城镇，或作为各种长途货物的集散地，或作为本地居民的初级农贸市场。至唐代，北道（天山北道）沿线因同样理由而出现一系列新城。而商人开始成为一些城镇的重点征税对象，交易税列为政府的重要财政收入，比如在铁勒控制时期的高昌和麴氏高昌。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平定高昌，改置西州，又在可汗浮图城置庭州，西域变为唐朝的郡县，丝路更是空前繁荣。西州市场上有各种分类专营店铺，如谷麦行、米面行、果子行、帛练行、彩帛行、铛釜行、菜子行，同时交河郡也出现了行会组织。
丝绸之路，名副其实地以丝绸运输为主，这是因为在两汉以至唐代中期，中国出产的物品中最吸引西方人注意而又最适于长途车马运输的正是丝绸。位于交通枢纽的楼兰故址及其西边的营盘遗址、精绝国所在的尼雅遗址，都出土众多各朝代的精美丝织品，足可作为当时丝路贸易的见证。到了唐代，随着中原丝织业的进一步繁荣，各地名产都汇聚西域。西州市廛上的丝织品有益州半臂、梓州小练、河南府生絁、蒲州与陕州之絁以及常州纻布。丝织品的所有品种如绫、纱、锦、罗、晕繝锦、絁、生帛、缦、绵、绵、绮、绨、缣、刺绣和缬，都源源不断地从西州输往天山南北以及中亚、西亚和地中海周缘。不过，中国输出的远不止丝绸，还有漆器、铁器和其他各种日用品。
同一时期，自西域输入中国的除各种奇珍异宝之外，以毛织品为最受欢迎的大宗物品。新疆地区出土的两汉毛织品数量多于同时期丝、棉织品，而且品种繁多，既有本地生产的，也有从大夏等地输入的。塔里木盆地南缘和天山北麓一带的出土毛织品多属高档毛织品，并有希腊式纹样，超出当地所应有的毛纺织技术水平，当来自葱岭以西，正是丝路南道贸易繁荣的见证之一。当班超经营西域之时，其兄班固竟也卷入了中西贸易，他曾因权贵窦宪托他购买罽、月支马、苏合香、毾之故而写信给班超，他自己也请班超帮忙购买过毛织品。唐代则不仅进口来自波斯和东罗马的毛织品，还进口波斯锦，这种锦是结合毛织技术的波斯本土丝织物，图样风格是萨珊联珠纹，在市场上颇受欢迎。
与商业和政治军事往来相伴随的是来往于丝绸之路的各类移民，如汉唐时期的西域屯田部队及随军人员，因为经商或其他生计原因移居西域的中原人，战乱时期被迫留居西域的普通居民和士兵，此外还有在中国驻留一段时间后返国的外国商人、西域王侯的质子及随员、使节，这些人也都是包括物质、技术和生活方式在内的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本文摘自《中西文化关系通史》（全二册），张国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第一版，定价：168.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