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职后，出于长久以来强烈的压抑感，凡之昂想写下关于工作的经历。
不仅如此，她甚至不愿意再从事任何一个与输出内容有关的工作。只要一写东西，她就会想到自己“麻木而又迟钝的大脑控制着双手，机械地敲击键盘”的样子，因为身体已经记住了这种不舒服的感觉。
在此之前，凡之昂曾经在北京一个新媒体内容工作室工作4年，她写出了这个公众号最初的爆款文章，但她很快发现，在这个把数据视作最终也是唯一的目标的地方，写作变成流水线，把她吃了进去。
现代工作如何吞噬人？（图/《人生切割术》）
离职后的两年里，她一再开始写又放下，但在这个过程中，她一点点脱去在之前工作中养成的互联网写作习惯，重新找到了真诚表达的感觉，她称之为身心脑的复健。
《不再踏入流量的河》记录了她在这个爆款文章流水线工作的经验，字里行间都是真诚的反思，爆款文章是如何制造的？流量如何裹挟我们？一份看起来还不错的工作如何夺走人的生命力？实际上这不只是新媒体内容工作的问题，也不只是一个媒体公司的问题。
在所有痛彻心扉的反思之后，恐怕最重要的问题是，离开这个系统，我们还能如何想象生活？离职后，凡之昂再也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但她对生活的想象力和思考却脱离互联网时空，更贴近了扎实的土地。
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望mountain
出版时间：2025-2
用写作谋生，变成流量教徒
2012年，微信推出订阅号功能，人们开始在公众号上看文章，有人说那是纸媒消亡的开始，也有人说阅读只不过从纸媒转移到了手机屏幕上。
无论如何，这一颠覆性的媒介变革，催生了无数自媒体，让更多有志于写东西的年轻人，找到了一个既能谋生又能施展拳脚的体面工作。2018年，凡之昂就这样得到了进入内容行业写作的机会。
从小，凡之昂就知道自己喜欢写作，但没有人会认为一个学习成绩还不错的孩子应该去读文科，于是她大学时候也报考了一个理科专业。大学期间，她尽情探索自己的兴趣爱好，参加学生辩论、读大量的书，还自己办了学生杂志。
当时的大学生活还比较松弛，至少周围的人还没有在大学就开始焦虑地找实习。到了毕业的时候，凡之昂很偶然地遇到了一个公益项目，便到四川农村服务一年，同时偶尔给一些自媒体撰稿。直到这个项目结束，她很顺利加入Wave工作室。
2017年，凡之昂在雅安的村里带小朋友上山踏青写诗。（图/受访者提供）
追热点、找选题、写报道，占据了媒体人清醒的大部分时间。（图/《我们与恶的距离》）
Wave也会有评稿会，一般从流量倒推，根据数据来分析一个文章为什么不好，可以向流量好的文章学习。她印象中，部门几乎没有特别夸过哪篇稿子写得好，如果有的话，也只会说“之前发的数据很好，我们做一个另外的题，能不能按照这个模式来做”。
随着工作越来越多，焦虑变得越来越具象，“今天写不出来了，明天又没有选题了，没有题就交不出来稿子，顶不上排期”。
禁止思考，禁止白日梦
齿轮上的人。（图/《摩登时代》）
直到后来，她感到自己越来越迟钝，“脑子转不动了，对什么事情都没有想法，也没有感受了”。
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年轻的哲学家西蒙娜·薇依辞去了教职，进入五金工厂，从事底薪、重体力的劳动。她在《工厂日记》里写了和无情的机器打交道的感受：
“为了达成目标，你必须以比思考更快的速度重复一个又一个动作，这不仅禁止思考，还禁止做白日梦。你必须每天8小时站在机器面前，封锁自己的灵魂，关闭思想、感觉及所有一切。如果你感到愤怒、悲伤或厌恶，你必须将这些感受咽进肚子里，压抑至内心深处：因为它们会减缓节奏。快乐也是一样。”
西蒙娜的结论是：最难抵抗的诱惑就是完全放弃思考，因为这是唯一让心理不再痛苦的方法。
一百年前人们在工厂里的处境，竟然让现代白领产生了共鸣。《工厂日记》是凡之昂最近在看的一本书，她说，“人如果完全工具化，你做的事情只是为了完成公司的指标，那就会失去自主性。”麻木由此产生。
思考和反抗是无效的。甚至，反抗的结果是付出更多时间，导致工作做不完，“比如今天我老老实实把工作做了，可能晚上8点就能下班，如果还要再加上跟领导提意见，领导反过来又让我写计划书的话，那么凌晨12点都走不了”。
情感在当代职场中是一种需要被抑制的顽疾。她的一位同事何安经常会表达不满，又因为无法解决问题和同事、领导起冲突，但这样的行为被认为是不够职业化，有一次，何安因为写一篇稿子时遇到瓶颈在部门主管面前痛哭，但当时主管好像看不到这个情绪，他的反应是，“好，让我们看这个题该怎么改”。
麻木是自我保护。（图/《黎明前的一切》）
在还没离职之前，凡之昂有过很多怨恨，但当真正离开这个地方，她觉得这个公司里面的人其实大多数都还不错，问题是在这个一环扣一环的系统，“领导也要向上级交代数据，交代营收，”人们好像找不到一个最终应该为此负责的人，凡之昂说，“可能每个人都有责任吧。”
人可以不工作吗？
在《不再踏入流量的河》里，凡之昂写道：“从上学到工作，我一直沉浸在‘理性主义’的思想中，我相信更多的信息、知识、经验可以帮助我做出最合理的判断和决策，由此可以通向最明智的生活。”
某种程度上，在Wave写稿，一开始也是在践行“理性主义”，通过检索信息，获得知识，形成对某件事情的看法，但实际上这些看法，经常取决于检索到什么信息。
比如Wave对工业化生产的深信不疑，她写工业化大棚种植的蔬菜，便也相信这种蔬菜就是好的，小农方式种植的有机蔬菜是智商税，后来她反思，这是一种消费者的视角，如果从长远的环境生态和生产者的角度来看，购买有机蔬菜，支持的是更良性的农作物生产。曾经她以为的科学的道理，也可能是非黑即白的简单判断。
购买有机蔬菜，支持的是更良性的农作物生产。（图/《克拉克森的农场》）
直到最后，她发现自己每天在办公室完全没有情绪，不想说话也不想笑，即便是和朋友度过了一个不错的周末，一到周日晚上想到要上班就会躺在床上大哭，她说：“身体好像有直接的答案，就是告诉你这样不行，你必须休息。”
直到开始写这本书，她与原本的状态拉开了距离，产生顿悟：“知识之所以是知识，是别人的经验与逻辑，它强调普遍性，却从未告诉我们在普遍性之下，个体应该怎么生活。如果我们就是有某些不那么普遍的特质，就是无法融入普遍性之中呢？”
如果个体就是无法融入普遍性之中呢？（图/《弗兰西斯哈》）
从前，凡之昂一直把人生的意义寄托在职业之上，离职后，她开始看到主流之外更多的个体经验，身边做公益的朋友，有的做着本职工作，把公益当成一种日常生活实践，也有人过着一种不工作、靠接零工赚钱的生活。
谋生问题总是重要的。她想过重新找工作，但是转念一想，除了写作之外，她好像没有别的技能，一旦把写作当成谋生技能，又不可避免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
“写作是生活中很重要的事情，但一定要靠写作吃饭吗？还是说我应该找一个其他的可以吃饭的工作。”这个问题她也还没想明白。倒是现在她一直在实践中，去尝试学习不同的技能，学开车的时候，她想着能不能靠开车吃饭，学英语也在想能不能靠英语吃饭。
凡之昂在加拿大农场打工换宿。（图/受访者提供）
逃离抽象世界
“逃离抽象的世界，走进真正的人类中间”是西蒙娜探寻真理的必由之路，把自己扔进五金工厂，作为一名工人去生活，让她超越书本与知识，以更身体性的方式理解社会不公义的一面与人类的苦难。
去年，凡之昂在太行山的一个村子里待了一个月，最近一些年来，山西旱涝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她想知道历史上曾经有大片森林的山西，为什么现在水土流失会这么严重？
这个村子位于山西、河北和河南三省的交界处，6月份是最缺水的季节，但是他们马上要开始抢种稻谷，老人们就用三轮车，甚至只是挑着担子运水到田里灌溉，由于日夜不停地运转，抽水泵坏了，只能人工取水。白天，她经常跑去跟爷爷奶奶聊天，他们见面问的问题就是“天气预报怎么说，今天下不下雨”。
对于一个不事种植的人来说，眼前这些见闻让她觉得比书本读到的所有东西都震撼得多。“我们都讲现在科技发达了，但是有些人的生活还是很辛苦。”
这与当地生态环境恶化有关，上世纪60年代之后，大规模砍伐树木发展工业，影响了当地的生态系统，到现在，当地为了保护土地，退耕还林，开始重新搞生态种植，但农民们种植树木拿到手的工钱并不多。在那里，她经常有一种很深的自我怀疑，“一方面我觉得应该要保护生态；另一方面又觉得，让生活本来就苦的人搞生态种植而不是经济作物种植，有点何不食肉糜。”
在追求生态和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天然的矛盾，真实就是没有非黑即白的答案，这些矛盾需要人们不断实践一点点去调整。凡之昂比以往更深地意识到，知识并不单是从书本中得来的，如果真的对一个问题感兴趣，就要到现场去，去和人打交道。
这是她第一次做这样类型的一个调研，看到农民那么努力生产、努力找水，她也会对自己的“特权”有更多反思，她开始在想，“如果你要写作，到底是为谁而写？”
一定要靠写作赚钱吗？（图/《小妇人》）
但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她：“我始终是以一个外来的身份进入，所以也保持着一种可以随时离开的特权，这跟真的与这个地方有很深联系的人来相比，心态是不一样的。”
虽然这些反思目前都没有一个真正的结果，但凡之昂觉得，自己现在也不一定急着“产出”，“我们在媒体工作时总被要求特别快地产出，讲究投入产出比，但是快的产出牺牲的一定是深度。”对她来说，光了解作物是什么、人们的生活方式是怎么样的是不够的，她不希望这些只是作为展示。
离职之后，凡之昂取关了三百多个公众号，不再刷社交媒体，更不看爆款文章，生活似乎没受到什么影响，不工作后，信息焦虑消失了。“不再踏入流量的河”，反而要求她需要对现实生活有更多的想象力，去寻找途径做有益的事情，而对生活的想象力正是当下人们脱离系统围困的方法。
运营|嘉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