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自然地理和气候条件的影响，华夏民族繁衍生息的土地水旱灾害频仍，长江流域尤为突出。数千年来，长江洪水给无数百姓造成了难以忘却的伤痛，成为人们记忆里无法抹去的伤痕。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又到一年长江汛期，我们追忆不同历史时期大洪水带给两岸人民的惨痛伤痕，回顾数千年艰辛困苦的长江治水历程，再眺望当下洪行其道、惠泽民众的这条安澜巨川，能更加深刻体会到新中国治理长江的巨大成就，更加珍惜今天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难以忘却的洪水记忆
自西汉至清末的两千多年间，长江发生有史料记载的水灾共214次，平均约10年一次。洪水来时巨浪滔天、汪洋一片、人为鱼鳖；洪水过后满目疮痍、疫情肆虐、饿殍载道。长江流域是全国洪涝灾害最为严重的区域，而长江中下游地区又是受洪水威胁最严重的地区。
记忆犹新的清代1860年、1870年大洪水
1860年（清咸丰十年）汛期，金沙江下游出现大暴雨，洪水下泄，与三峡、清江及宜昌到荆州段暴雨洪水相遇,中游洪水陡涨，“为数十年来未有之水”“宜昌水涌入城，平地水深六七尺，出现前所未有之灾。枝江水入城，民舍漂没殆尽，荆江万城堤破，洪水倾泻入洞庭湖，洞庭湖滨湖各州县均被淹”。
1870年（清同治九年），长江上游出现了有水文记载以来最大的一次洪水。川江洪水进入长江中游丘陵平原河道后一泻千里，荆江地区松滋溃口，公安全城淹没，潜江河堤尽溃，数百里洞庭与辽阔的江汉平原一片汪洋，庐舍漂流，迁徙者项背相望，损失之巨，范围之广，为数百年所罕见。由于该年洪水特大，民间流传甚广，洪水刻字达60余处，群众指认洪痕达100余处。
经历1860年和1870年两次大洪水，长江分流入洞庭湖的口门从原有的太平、调弦两口先后增加藕池、松滋，形成四口分流至今。
震惊中外的民国1931年、1935年大洪水
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长江中下游几乎年年闹水灾。仅1931～1949年的18年中，荆江地区被淹5次，汉江中下游被淹11次，当时有“沙湖沔阳洲，十年九不收”的歌谣。
1931年夏季长江流域各省普降暴雨，川水东下与长江中下游洪水相遇。干流漫溢决口354处，沿岸城市均浸泡在水中。汉口市区浸泡竟达百日，市区行驶大小船只2200余只。浮尸漂流，陆地行舟，病疫流行，百姓背井逃荒，惨不忍睹。武汉三镇死于洪水、饥饿、瘟疫的灾民达3万余人。荆江两岸多处溃垸，洪水横流，一片汪洋。湖北省灾民共达800余万人，死亡约6.5万人。洞庭湖水系的湘、资、沅、澧四水67个县（市）受灾溃决堤垸1600余处，淹田近760万亩，受灾人口630余万人，死亡人口达5万多。
1935年长江流域再次发生特大区域性洪灾。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六省均受灾，湖北、湖南灾情最重。江汉平原53个县市受灾，受淹农田2264万亩，受灾人口1003万人，死亡14.2万人，损毁房屋40.6万间。汉江流域自光化、谷城、襄阳、宜城以下沿江一带尽成泽国，曾有一夜淹死8万人的悲惨记载。
古之治国者皆知“治国先治水”
古代治洪设有专门机构，其措施唯守堤为要
远古时期禹率领民众开展大规模治水活动，开启了以政府为主导的水治理体制，其后历朝历代防洪建设从未间断。秦汉以来历代王朝均在中央设置有水行政管理机构。汉武帝把兴修水利作为治国安邦之策，隋唐至明清时期，建立了更具集权特质的河工管理体系。明清以来，工部属官改称都水司，成为专设中央水行政机构。
元、明、清时期，水利建设空前繁荣，明清两代治河投入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超过以往任何朝代，清代河工经费一度高达国家财政收入的1/8至1/6。长江流域修闸开渠、开发航运、整修海塘、增辟灌区等水利事业迅速发展。
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气候水文条件，决定了湖北作为“洪水走廊”“蓄水袋子”必须承受上游洪水量大、年汛期时段长、洪涝灾害多发频发的事实，因而防洪便成了荆楚大地历朝历代“天大的事”。但限于生产力水平，古时治水措施唯守堤为要。长江的主要干堤，如湖北的荆江大堤、现武汉市堤、黄广大堤，安徽的同马大堤和无为大堤等堤段，大部分建成于明、清两代。人们将荆江大堤的修筑史简要概括为：始于东晋，拓于两宋，分段筑于明，合于清，加固于新中国。
国民政府治水乏力，水利机构形同虚设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长江水政腐败，水利常年失修。国民党执政后，内战连年，无暇顾及水政，江河水道泥沙淤积，江身日高，旱不能引水，涝无法宣泄，堤防常年失修如故，终于酿成了1931年特大水灾的惨痛后果。
民国初年，水利分属内务部和农商部，随后设置全国水利局，由三个机构协商办理。1931年成立了我国第一个水利学术团体——中国水利工程学会。1934年统一全国水利行政，由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总管全国水利事项，下设水利委员会。1947年，水利委员会改组为水利部，并统管黄河、长江、淮河、华北、东北、珠江的水利工程总局等流域水政机构。全国共有17个省份设置了水利局。但是，贫弱之国，堤防千疮百孔，水利工程更是寥寥无几，治水成效甚微。
三峡工程成为长江防洪“重器”
长江中下游沿江两岸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域，是全江防洪的重点，而防止荆江地区发生毁灭性灾害则是长江中下游防洪的重要任务。
1954年启用分蓄洪区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即组织长江沿江各省市进行堵口复堤和堤防加固工程。1953年奇迹般地成功兴建荆江分蓄洪工程，为战胜1954年特大洪水奠定了基础。
1954年汛期，长江中下游发生持续暴雨，至七月下旬几乎每天均有暴雨出现，强度大、面积广，在长江中下游南北两岸形成拉锯态势。8月上半月，暴雨移至长江上游及汉江上中游。上游洪水先后与清江、洞庭湖及汉江洪水相遇，加之中下游湖泊洼地均早已满盈，以致洪水东下时宣泄受阻，从而形成了一场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汛期开始早、结束迟、持续时间几近半年，从长江历年水情来看，实属罕见。
全国党政军民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展开了顽强的搏斗。武汉及时加高堤防到29米以上，汉口全线堤防的防浪排连成了一座长达20余公里的长城。为确保大武汉和荆江大堤安全，7月22日，荆江分洪工程太平口进洪闸开启分洪，沙市水位立即下降，武汉关、黄石港水位上涨势头得到遏制。虽然国家高度重视长江防洪问题，但由于缺乏有效的防洪手段，这次洪水损失仍然很大。据不完全统计，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五省143个县市受灾，淹没耕地4755万亩，受灾人口1888万人，死亡3.3万人，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京广铁路100天未能正常通车。不过，与1931年、1935年的长江洪水比，由于实施了分洪，损失还是要小得多。
1998年军民抗洪众志成城
1998年，长江发生特大洪水，洪水量级大，洪峰流量大，出现了全流域超历史高水位的严重局面。洪峰连续出现，前水未消，后水已至，水位两个多月居高不下，长江中下游及洞庭湖、鄱阳湖水系普遍洪水泛滥。
与1954年相比，防洪基础设施已全面改观，水文、气象、预报等技术手段也有了质的飞跃。加之千万军民众志成城坚守大堤，避免了分洪。只是由于缺乏控制性骨干工程，仍然只是采取严防死守的方式，损失仍是不小。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洪水受灾人口超过一亿人，受灾农作物1000多万公顷，死亡1500多人，倒塌房屋430多万间，经济损失1500多亿元。
1998年大水后，国家加大投入力度，全面加固长江干堤，其重要险段实施隐蔽工程整修，历时3年，为新中国成立后最大规模的整修工程。
三峡工程投入运用，长江安澜
早在上个世纪之初的1918年，孙中山就曾提出开发三峡的设想，但终因国力衰弱，始终只是一个梦想。
新中国成立后，数代领导人持续推动三峡工程的论证决策。1994年，三峡工程开工建设，2006年，三峡大坝全线浇筑到顶，2007年，三峡工程具备蓄水至175米的防洪条件。至此，长江流域形成了以三峡工程为骨干，由堤防、分蓄洪区等组成的较完善的防洪系统，中下游地区进入以“工程防洪”为主的新阶段。
自2003年试验性蓄水至2020年8月，三峡工程共累计拦蓄洪水61次，拦截洪水共1800多亿立方米。2010年、2012年、2020年入库最大洪峰均超过每秒70000立方米，超过1998年洪水最大洪峰。经过三峡工程拦蓄，削减洪峰约40%，极大减轻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防洪压力，充分显示了三峡工程作为长江防洪重器的重大作用。
逝者如斯夫，伤痕已退去。巍巍三峡矗立，大国重器镇守，护卫长江安澜，昔日洪患频仍的长江，正成为一条洪行其道、惠泽民众的安澜巨川。愿流域百姓永享安宁、安居乐业，永远封存受灾之苦的记忆！
王俊，武汉大学珞珈讲座教授、长江水利委员会科技委委员、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原局长。孙军胜，长江委宣传出版中心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