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在山西吕梁等传统能源基地，氢能正从焦炭副产品中提取，注入一辆辆重卡气罐，穿行数百公里，驶向沿海港口。一条连接资源转型与低碳发展的氢能路径，正在加速成型。
氢能如何驶出资源型城市？
吕梁的“氢”跃转型，并非无源之水。作为山西重要的资源型城市，吕梁拥有3800万吨焦炭年产能与35亿立方米的非常规天然气资源，为氢气制备提供了丰富原料。
“之所以在吕梁重点布局，就是因为这里有实际的应用场景。”吕梁澜起能源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正源表示。目前，吕梁周边从事煤炭短途运输的重卡车辆接近7万辆，一旦完成绿色替代，市场规模将达到万亿级。
地方政策也在不断“上新”。2024年7月，吕梁发布15条推动氢能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包括市政府每年设立不低于1亿元氢能产业支持资金、减免氢能车辆过路费用、开放氢能车辆路权等，为产业落地构建起“硬支撑”。
目前，吕梁已形成13万吨制氢产能，拥有山西省数量最多的11座加氢站，投运氢燃料汽车超过600辆，并开通吕梁至天津、跨越700公里的氢能重卡运输线路，实现从源头制备到远程应用的全链条打通。
一条由“资源基础”驱动、在“政策协同”中前行的氢能之路，正在吕梁加速成型，也为资源型城市的低碳转型提供了一个可参考的样本。
从愿景到现实：中国如何托起氢能产业
中国氢能驶入快车道，并非偶然，而是源于顶层设计的持续推进。
2022年，《氢能产业发展中长期规划(2021—2035年)》出台，为产业发展设定中长期方向。202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正式实施，氢能首次被纳入能源管理体系，中国氢能从“探索阶段”迈入制度化管理。
目前，全国已有超过560项氢能专项政策落地，22个省级行政区在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布局氢能，这一“未来能源”正从试点走向主流，成为中国能源转型与结构优化的重要突破口。
清华大学能源转型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何继江分析，相比传统能源，清洁能源多数初期价格会比较“昂贵”，完全依靠市场，短期难以形成竞争优势，因此需要政策引导与支持。
正是在政策引导下，中国氢能发展实现跨越式增长：2024年，氢气生产与消费规模达到3650万吨，跃居全球首位；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制氢产能中，中国贡献率已超过一半，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引擎”。
全球竞速中的中国身影
全球氢能正驶入投资与布局的高峰期。2024年，全球已达成最终投资决定(FID)的清洁氢能项目投资总额达到750亿美元，项目数量从2020年的228个激增至1572个，国际竞争日趋白热化。
中国虽然起步稍晚，但凭借清晰的政策引导、技术突破与广阔市场，迅速构建起涵盖制氢、储运、应用等多个环节的完整产业链，逐步形成“从无到全”的竞争优势。
截至2024年底，中国累计涉氢专利申请数量超过8万件，占全球总量的27%，在全球涉氢专利申请地区中位居第一。
今年3月，中国自主研发的“氢腾”燃料电池在南极秦岭科考站成功实现发电，首次将氢能送入极地能源系统，为全球极端环境应用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
而从吕梁的实践看，推动氢能走向规模化应用的，是一套打通上下游的产业体系。
围绕“煤-焦-化-电-氢”这一本地资源路径，吕梁已初步建成从副产氢提取、纯化、储运，到终端交通应用的闭环网络。更重要的是，这不仅是地方政府的单点探索。通过与苏州氢澜科技、深圳实淳等企业展开合作，吕梁正推动建立跨地区、跨行业的氢能共建机制，让这条新兴产业链具备更强的系统性和可复制性。
产业路径：验证氢能商业模式
在全球氢能经济性尚未完全跑通的当下，吕梁率先打通了“氢能重卡+长途运输”这一闭环应用场景，验证了氢能在重载运输领域的商业化可行性。
这一模式以“固定路线+就近加氢+副产氢消纳”为组合优势，显著降低运营成本。如今，吕梁经验已扩展至多元场景，山西长治、贵州六盘水、浙江嘉兴等地，一批绿色牌照的氢能重卡正穿行在全国高速路网。
何继江认为，在物流运输领域，氢能叉车已经形成了规模化的市场效应。大量的氢能重卡如果能够运行起来，将带动氢能产业中下游协同发展。、
此外，中国西部的一些产业园区将光伏风电制氢装置和运行系统结合起来，以此减少氢能运输损耗、提高氢能使用效率，未来可形成“零碳工业园”。何继江强调，“这种模式不仅对中国、对全世界也会是非常有意义的探索。”
当欧美国家仍专注于绿氢技术的单点突破时，中国正以产业协同与应用场景创新双轮驱动，探索一条可复制、可落地、可持续的“高碳产业低碳转型”路径。(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