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的文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围绕理论话语展开，故一度被称为理论的世纪。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学界也陆续引入了不少相关理论与批评样式。而自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的论著《理论之后》中译本出版之后，学界又出现了某种理论“过时”论。本文指出，作为人文学术重要分支的文学研究集中于文本非确定的诗性表述，揭示其内涵的认知功能，以此奠定了自身的知识系统与学科范围。文学研究由此与其他确定性学科领域形成认知互补的同时，也以跨学科方式对应文本的开放系统并形成文本内外要素动态关联的研究范式。文学研究的这一内在规定性使理论成为难以回避的基本问题。本文针对这一发展线索及其趋势进行了探讨和论证。
一、文学研究的内外要素
文学以其特有的诗性表述能够有效地呈现并揭示出人类群体的生存境遇以及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而且这一方式也可以使不同区域的群体间接体验到其他区域的文化生活。20世纪伊始，诺贝尔文学奖等世界性奖项开始影响到世界文学的版图。文学研究中的全球视角也逐渐显现。在迅速发展的理论界说中，固有认知分类所形成的学科边界以及思维定式均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挑战，它们或被修正补充，或被重新界定。理论，包括文学理论，是以一种特定话语形态对经验的解释。“理论是对所观察到的、并可证实的现象提出的某种清晰的、关联性的，或潜在原理的系统阐述。”①而理论也往往在相互阐发和循环阐释中形成自身的延续和发展。
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转向所带来的“外部研究”并非是“因果式的起因谬误说”(14)的还原，而是突出了文本内外要素的动态关联。用韦勒克的话来说，“文学实际上取决于或依赖于社会背景、社会变革和发展等方面的要素。总之，文学无论如何脱离不了下面三个方面的问题：作家的社会学，作品本身的社会内容以及文学对社会的影响等。”(15)换言之，人类的精神产品犹如人类本身的社会性存在一样，也是与社会性密切相关的。于是，存在于文本内部的、不可精确界定的文学性(literariness)与外部可确定的条件结合起来，使得作为学科的文学研究更能符合人文学术的内在规定性和同一性，即文学以独特的诗性表述或语言艺术编码所构成的文学性知识，与语言学、史学、哲学、美学等其他学科一起，从不同角度起到认知性作用。这种认知使读者通过审美体验和跨文化感知去反观人类的境遇、人性以及人类实现其价值所必需的历史性条件。文学在提供这种诗性的体验和反观中弥补了确定性经验的认知作用。文学的这一独特性不仅使得其他学科领域难以替代，也同时形成了不同时期的文学研究的侧重点。于是，文学研究也必然需要生产出一系列符合作为学科与作为知识的话语系统，包括理论、术语与批评样式，以此加强对世界多重性理解和文本多重意义的解释。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研究亦符合阐释学的一般性特征：“解释不是一种在理解之后的偶尔附加的行为，正相反，理解总是解释，因而解释是理解的表现形式。按照这种观点，进行解释的语言和概念同样也要被认为是理解的一种内在构成要素。”(16)文学研究在此发展方式中加强了自身的学科性基础，同时也由于需要多视角解读文本而突出了学科之间的模糊性与共享性。因此，文学研究中的跨学科方法论是必然的，是由其内在需求所决定的。正是在此语境下，学界在21世纪伊始对20世纪中期那种以文本为中心的既定范式的修正和质疑更为明确、直接且更为彻底。“它使得文学理论需要超越早期的新批评对文学之‘文学性’的研究，而成为一种质疑和分析样式(amodeofquestioningandanalysis)”。(17)
二、文学研究的多重线索
如前所述，文学理论在20世纪以新的探索方式在几个交叉的层面上合并于整体的认知系统。(28)在文学书写层面，书写样式和内涵指向已呈现多元形态，这不仅依然涉及文学性要素下的美学特质，而且通过对不同地域、群体、性别和文化等蔓延方式，折射出价值实现的社会及历史性条件并以此揭示出共同的问题，这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文学”概念本身。英国学者彼得·威德森在《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史》中指出，“在20世纪后期，‘文学’作为一个概念、一个术语，已经大成问题了。一方面是由于意识形态的污染把它视为高档文化之典范(canon)；要么相反，通过激进批评理论的去神秘化(demystification)和解构，使之成为不适用的，至少是没有拐弯抹角的辩护。”(29)可以看到，当代文学理论中的多元书写与多样的文学表征基本同步，因为20世纪后期陆续出现的“后殖民、族群、性别和文化研究当然不是与理论绝对无缘。也不是在理论衰亡之后才冒头的。倒不如说，它们紧跟‘纯’理论或曰‘高’理论之后，甚至可说是踩在它们的尸骨上大量涌现出来。事实上也可称为取而代之。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值得欢迎的演进。”(30)概言之，当代文学理论的发展除了历史语境和文学书写的促进性缘由之外，更与上述的质疑性观念密切相关。“20世纪以来的文学理论在大多数情况下与这个时期的大部分哲学都不同，因为它带有的怀疑态度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在文学理论中，对我们进行思考的基础似乎有着各种各样的普遍怀疑，这种怀疑正是现代文学理论史的特征……文学理论中最有力、最深刻的一些思考在其意图和观点上都是建设性的……理论的怀疑是极其重要的。”(31)但是，这一质疑的分析样式与早期的，以文本为中心的分析样式拉开距离的同时，也以其激进话语招致了诟病，因为文学文本所呈现的世界并不能与其外部世界简单等同。
三、文学研究与理论资源
中国的文学研究，包括外国文学研究，在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历史语境下获得了长足发展，从某种单一的观点逐渐回归到文学本身所具有的属性之中，即“文学乃是以语言为工具的、以感情来打动人的、社会生活的形象反映。”(34)由于文学文化是一个自身发展与外来文化不断交融的结果，所以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也在那个时期被特别地提及。如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分卷中专门就中国文学与外国文学的交流进行了历史性的梳理，并专门说明：“中国的现代文学家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努力加以借鉴，使新文学进入十分兴旺发达的时代。”(35)中国学界在一个相对短的时期把整个西方学界的理论资源大体上进行了移植。这些理论资源无疑对中国学界的研究有着很大的推动作用。直至今日，翻译性资源依然是国内研究的重要资源，一些学术论著的翻译对国内学界甚至可以立即产生影响。例如，自英国学者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中译本在2009年出版之后(36)，国内学界就开始出现了某种“理论过时”的观点。这种反差甚大的现象恰好是一种学术现代性的典型症候。文学研究需不需要理论以及需要什么样的理论及其实践方式，也恰好说明理论问题的重要性。就学界的研究来看，其中确有一些成果对理论本身缺乏透彻的理解，如将一些理论范畴进行表层预设，生硬地套用在一些文本和作家之上，进行所谓的戴帽式或自我认定式研究。另有一些则一味地脱离文本，对一些术语进行概念表层的演绎。有的甚至跟风借用某一西学理论范畴，将所有的文学书写纳入自己设置的“理论”范围之中，并不断地自我复制或自我经营等，不一而足。其实，这些现象不仅仅是学风和学养问题，也恰好说明文学研究中人文学术的逻辑以及思想性陈述的不可或缺。(37)
文学创作并没有书写的规定，因此一般而言，文学书写并不需要完全依靠文学理论才能进行。但文学研究若没有理论话语和学理性支撑，那么，这种研究是否只是一种鉴赏式的分析呢?正如伊格尔顿在这本论著中开篇所指出的，“如果这本书的书名表明‘理论’已经终结，我们可以坦然地回到前理论的天真时代，本书的读者将感到失望。”(38)其实，伊格尔顿是想说明，理论在20世纪的那种“黄金时代”已经不在，理论在不同的时代会呈现出不同的样式。他进一步说明，“如果理论意味着对我们的指导性假设进行一番顺理成章的思索，那么它还是一如既往地不可或缺。不过我们正生活在所谓高雅理论的影响下，生活在一个因阿尔都塞、巴特和德里达这些思想家的洞察力而变得更为丰富、进而也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他们的年代。”(39)其实，西方学界以所谓“之后”(After)为题进行的论述，伊格尔顿的这本论著并不是第一本。早在1990年代就开始出现了一些以此为题的论著，其中一些比伊格尔顿的《理论之后》早十多年出版，而且以此为题的论述持续到2010年前后，例如以下受到学界重视的论著：《理论之后：后现代主义/后马克思主义》(
Theory:Postmodernism/,1990.)、《后结构主义之后：跨学科性与文学理论》(NancyEasterlin,
托马斯·道切蒂(ThomasDocherty)1990年出版了《理论之后》(AfterTheory)；伊格尔顿用同一书名《理论之后》于2003年出版，这表明理论依然处于“之后”的阶段……那个时期也有一些“恢复性”(restorative)的，拥有具体定位的论著出版，如大卫·卡斯坦(DavidScottKastan)的《理论之后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AfterTheory)(劳特里奇，1999年)。“理论之后”是指这一阶段并非是理论之后的阶段，而是指在这一阶段，理论已不再是新闻，理论不再具有新闻价值，人们或许依然可以宣称某种理论，但是理论的诸多关键性思想已经获得了普遍的接受，其影响及感召力已经“日常化了”(借助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的说法)。(4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化批评的核心议题研究”(17YJA752017)。）
注释：
①,etal.,Webster’sNewWorldDictionaryoftheAmericanLanguage,NewYork:WilliamCollinsPublishers,,
②PhilipGoldstein,ThePoliticsof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toMarxistCriticism,Tallahassee:TheFloridaStateUniversityPress,1990,另参见[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语言的牢笼：马克思主义与形式》，李自修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
③李湛忞：《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分析》，杨彩霞译，南京：译文出版社，2008年，第24页。
④对于“新批评”文化功能最为全面的论述，参见MarkJancovich,TheCulturalPoliticsoftheNewCriticism,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3.
⑤[美]弗兰克·伦特里奇亚：《新批评之后》，王丽明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3页。
⑥[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文化转向》，胡亚敏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
⑦刘岩、王晓路：《从两个批评模式看文化研究的理论视域》，《文艺研究》2010年第3期；王晓路：《文化批评：为何与何为》，《文艺理论研究》2011年第3期。
⑧AlanBullockandOliverStallybrass,eds.,TheHarperDictionaryofModernThought,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7,
⑨FredRush,ed.,TheCambridgeCompaniontoCriticalTheory,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同时参见[美]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刘北成等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第16章“反叛与反动：1968-1980年”、第17章“解构的80年代”。
⑩周振甫：《文心雕龙今译》，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272页。
(12),TheoryofLiterature,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2012,
(13)[英]安德鲁·本尼特：《文学的无知：理论之后的文学理论》，李永新、汪正龙译，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页。
(14)(15)(33)[美]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刘象愚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65、94、6页。
(16)[德]汉斯-格奥尔格·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395页。
(17),,TheNortonAnthologyofTheoryandCriticism,NewYorkandLondon:,2001,
(18)这一导向以上世纪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的生产为重要起点，其理论的文化政治性指向迫使固有的文学理论呈现出复数形式，然而其问题也是明显的。参见王晓路：《种族身份与种族话语之悖论——对美国非洲裔文学理论建构与解读范式的质疑》，《文化研究》2014年第16辑。对于这一理论的代表性表述，可参见WinstonNapier,ed.,AfricanAmericanLiteraryTheory:AReader,NewYorkLondon:NewYorkUniversityPress,2000.
(20)[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知识的不确定性》，王昺译，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21)近年相当一部分国际学术期刊开始刊载多语种论文，例如Portal,JournalofMultidisciplinaryInternationalStudies等期刊；一些刊物的撰稿者是来自各大洲的学者，如JournalofWorldLiterature等。国内一些高校也与国际出版机构合作出版外文学术期刊。
(22)刘禾：《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宋伟杰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第10页。
(23)这个发展时期被冠以“前现代”(pre-modern)、“早期现代”(earlymodern)、“现代”(modern)以及“后现代”(postmodern)，这一分类方式只是粗略的划分，便于陈述，也同时是一种“笼统”的分析工具。参见[加]大卫·莱昂：《后现代性》，郭为桂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24),LifeandTimesofCulturalStudies:ThePoliticsandTransformationoftheStructuresofKnowledge,DurhamandLondon:DukeUniversityPressHongKongUniversityPress,2003.PartThree:FromResistancetoTransition.
(26)[美]弗雷德里克·R.卡尔：《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主权1885-1925》，陈永国、付景川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27)有关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密切联系，参见StevenBestandDouglasKellner,ThePostmodernTurn,NewYorkandLondon:TheGuilfordPress,1997;PatriciaWaugh,PractisingPostmodernism,ReadingModernism,London:EdwardArnold,1992.
(28)HansBertens,LiteraryTheory:TheBasics,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1.这本文学理论的论著以简明的方式分章将文学理论这几个层面以及阅读目的加以了分述。
(29)[英]彼得·威德森：《现代西方文学观念史》，钱竞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页。
(30)[英]特里·伊格尔顿：《文学事件》，阴志科译，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I-II页。
(31)(49)[美]保罗·H.弗莱：《文学理论》，吕黎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第3、377-378页。
(32)(42)[法]安托尼·孔帕尼翁：《理论的幽灵——文学与常识》，吴泓渺、汪捷宇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35)周扬等：《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第11页。
(36)[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欣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
(37)有关人文学术的逻辑参见[德]恩斯特·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关子尹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有关思想性陈述与方法论之间的关系，参见[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劳思光：《思想方法五讲》，刘国英编，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
(38)(39)(43)[英]特里·伊格尔顿：《理论之后》，欣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3-4、3-4、213-214页。
(40)PeterBarry,BeginningTheory:AnIntroductiontoLiteraryandCulturalTheory,3rdedition,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2009,
(41),AgainstDeconstruction,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9;HowardFelperin,BeyondDeconstruction:TheUsesandAbusesofLiteraryTheory,Oxford:ClaronPress,1985,1986,1987,1988,1990;NicholasRoyle,AfterDerrida,Manchester:ManchesterUniversityPress,1995.
(44)KateMcGowan,KeyIssuesinCriticalandCulturalTheory,Maidenhead:OpenUniversityPress,2007.
(46)(47)(48)MartinMiddekeandChristophReinfandt,eds.,TheoryMatters:ThePlaceofTheoryinLiteraryandCulturalStudiesToday,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16,,2,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