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冠华身着一身熨烫平整的藏青色中山装，梳着整齐的背头，稳健地走向摆放着“CHINA”会议牌的席位。
那一刻，世界的目光都对准了这个席位。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1976次会议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性票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国家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的提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中被剥夺了20多年的席位得到恢复。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15分，由时任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担任团长的中国代表团踏进了联合国会议大厅。
乔冠华留给后世的照片中，也总是这样一副开怀大笑的模样。举重若轻的笑容背后，是乔冠华长达一生的学识积累。毛泽东形容他的文章能抵两个坦克师的兵力。
书呆子
1913年，乔冠华出生在江苏盐城东乔庄，家人没法准确记起出生的日子，只记得他是在春天到来时出生的，“那时地里的油菜花已经开了，到处是金灿灿的。”
这片被淮河养育的苏北大地，河沟纵横，水网密布。一栋外墙斑驳的老屋坐落在绿树成荫的小路上，乔冠华自幼就住在阁楼上。一张竹床和一张小木桌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桌上摆放着一盏小煤油灯。
乔冠华在自传中回忆了他学生时期的经历——小时候在当地读的私塾，上了中学后，逐渐接受了很多新的思想，为了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列强，他多次参加闹学潮的活动，并三次遭到学校开除。乔冠华的父亲只能托人将他送入南京中南学校，当时这是一所教学质量很高的中学。乔冠华要求连跳两级直接上高三最后一学期的课程，经过测试，校方同意他试读，仅用半年的努力，他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清华大学中文系。这一年，乔冠华16岁。
乔冠华的女儿乔松都回忆，在自己19岁生日时，收到了来自父亲的一份礼物：《马克思传》，扉页上题了一段乔冠华的寄语：“都儿，19岁了。看看我们的老祖宗是怎样生活，怎样工作的，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而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追求，乔冠华从年轻时便开始了，此后贯穿了乔冠华的一生。
由于从中学时代对马克思理论产生的浓厚兴趣，乔冠华在大二时转到哲学系，天天泡在清华的图书馆里，和发誓要“横扫图书馆”的钱钟书一起啃书本。
《乔冠华传》记载，在清华的四年，他不止一遍地读完了马克思大部分的经典著作。为了避免译作有歧义，乔冠华自学德语、英语、日语，以便阅读马克思的原版著作。每天清晨天微亮时，学校的操场上便会出现乔冠华的身影：手里总是拿着一张抄写着单词的纸条，一面跑步，一面背诵。
为了进一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他还几乎读完了清华图书馆里的黑格尔著作。季羡林曾在回忆录中回忆，乔冠华经常腋下夹一册又厚又大的德文版黑格尔全集，昂首阔步，旁若无人徜徉于清华园中。
乔冠华在回忆这段求学经历时，形容自己是个“书呆子”。“我专心致志干的，就是无论如何要把马克思主义读通、读懂，是百分之百的书生。我认为在当时能够救中国的只有马克思主义，也唯其才能解释中国。”他曾说过，他决心献身无产阶级革命，更多的是从读通马克思的著作、弄通马列主义真理开始的。
书本上的知识并不足以满足乔冠华的求知欲。乔冠华决定继续学业，到日本留学。由于成绩优秀，学校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了资助，最终解决了学费问题。
乔冠华的朋友林仰山回忆，1933年，乔冠华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继续攻读哲学，同时参加反对日本侵华战争的秘密宣传工作。日本警察曾将乔冠华关押在看守所并搜查了他的住处。其间，一位警察对乔冠华变得很客气，甚至对他说“乔桑(君)，我很佩服你!”原来他们在搜查乔冠华住处时，发现他的每一件东西都摆放得整齐有序，在日本人看来这样的人是有教养的人。因找不到确凿证据，乔冠华被关押两周后便被释放了。
据《乔冠华传》所载，由于乔冠华的进步活动为日本反动势力所不容，不久就被驱逐出境。1935年，乔冠华又赴德国图宾根大学留学，当时国内局势越来越紧张，乔冠华开始利用课外的一切时间钻研军事科学，特别研读了德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朋友广泛研讨欧洲的战争史和军事地理等方面的书籍，对着欧洲和世界地图，反复思考局势。
1936年，国内局势越来越紧张，乔冠华决定启程回国。当乔冠华的博士论文通过评审时，他已回到了国内，没能拿到自己的博士学位证书。
投身革命
辗转多地，乔冠华于1938年初回到祖国。他受邀到香港担纲《时事晚报》的主笔，每一天的社论都由他来写。乔冠华用“乔木”作笔名，每出一篇社论，就通过中国新闻社向南洋华侨报纸发稿。各地当时正是风云际会之时，乔冠华撰写社论不可避免地要多谈国际问题，也正是这些出手不凡的国际述评，使得崭露头角的乔冠华以“乔木”之名风靡香港。
好友徐迟曾评价乔冠华在报纸上刊登的第一篇社论，“以俊逸文笔，写出透彻的见地，闪耀于读者之前，而使我震慑，为之叫绝。”
据乔冠华传纪的撰写人罗银胜记述，当时的文化人，大多有着抗日爱国思想，但有些人对国民党顽固派明里抗日、暗里反共仍认识不清，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不了解，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也捉摸不透，而乔冠华的社论常常能为对抗战前途感到迷茫的人指明出路。
在《时事晚报》工作期间，乔冠华就住在报馆里。这是地处香港闹市中的一间狭隘的楼房，闷热如蒸笼，乔冠华常常伏案写作，挥汗如雨。十分狭隘的居室又临街面，市声透入楼里，使他睡不好觉，他一般只在白天睡几小时觉，下午会友、看书、寻资料，晚上写社论。
在朋友冯亦代眼里，乔冠华是一个只知工作不知休息的人，往往因写文章废寝忘食，饥一顿饱一顿。冯亦代不忍心看着乔冠华过这样没有规律的生活，因此几次向他提出在他每天的社论发稿后，即到冯家去吃饭休息。经好说歹说，乔冠华才同意。
但不久后，保姆便来向冯亦代告状了。因乔冠华爱喝酒，这位保姆记不住乔冠华的姓，便把乔冠华称为“酒仙”。保姆说，“酒仙”除了喝酒、看外国新闻报纸之外，偏不好好吃饭睡觉。把他的书报拿开，一不留神书报又回到他的手头;给他装了饭，他又想心事把饭菜放冷了;好不容易看他睡下，可是厨房还没有收拾完，回头一望他又在看书了。保姆纳闷，他难道真的成了神仙?冯亦代得知后很着急，向乔冠华劝说，乔冠华则回应：“国内国外的形势这么紧张，我要写文章就得收集材料，可是时间不多，我想如果当初定48小时为一日有多好!"冯亦代说:“可现在只有24小时一天，你必须服从这个规定。”乔冠华苦笑数声应允下来。而后，依然我行我素，不改旧习。
在香港参与革命期间，乔冠华的政治生活出现了关键节点：加入中国共产党。
《乔冠华传》记载，1939年，他向八路军办事处的连贯表示了加入组织的迫切愿望。经连贯与廖承志介绍，向延安报请批准。接到乔冠华的入党申请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毛泽东早就对乔冠华的文章表示赞赏，他曾对人说过:“你们读过香港一个乔木写的文章吗?他写的文章可是好啊，有分析，有气魄，文章有如千军万马，我看一篇他写的文章足足等于两个坦克师哩!”周恩来也认为乔冠华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批准乔冠华入党，可以团结一大批知识分子。
中共中央组织部很快就表示了同意，乔冠华于1939年底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这件事在我的政治生活中是一个转折，是个关键。”
也是在重庆，乔冠华认识了龚澎——周恩来的第二任英文翻译，二人经常共同出现在外事活动场合，逐渐产生感情。后在朋友的撮合下，两人于1943年11月结婚。毛泽东曾高兴地称赞这段感情是“天生丽质双飞燕，千里姻缘一线牵。”
外交上崭露头角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外交也揭开了新的篇章。
新组建的外交部由周恩来亲自执掌帅印，兼任外交部部长，在周恩来的亲自点将下，乔冠华任外交部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国际新闻局局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彻底摧毁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控制，恢复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为此，毛泽东早在建国前夕就提出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和“一边倒”的三条方针。
1950年10月起，乔冠华多次作为顾问，参与了板门店朝鲜停战谈判、日内瓦会议，在外交部日常工作中，经常起草或组织领导撰写重要外交文件。
《乔冠华传》记载，1964年8月，阿尔及利亚总统曾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外交部向中央建议，以毛泽东的名义写复信。毛泽东批示：要用亲切生动的语言写，并点名要乔冠华起草该信件。乔冠华在短短四五天时间内完成了为毛泽东代拟的复信稿。这封信件以兄弟口吻称呼阿尔及利亚总统，文风生动活泼，毛泽东看完信件稿当即批示打印信稿，当天下午即签字发送。
乔的笑
时间来到1971年。
二战结束后，中国作为联合国创始国和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却因美国长期的阻挠，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一直未得到恢复。
随着第三世界国家的崛起，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有利的外部条件逐渐成熟。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第1976次全体会议上经131个会员国投票，76票赞成，17票弃权，35票反对，通过了具有历史意义的2758号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组织中的合法权益。
其后，毛泽东指定乔冠华为第26届联大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此次联大会议。毛泽东认为，乔冠华懂几种外语(包括英语、德语和日语)，知识渊博、中西贯通，不光文章写得光彩夺目，而且演讲口才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团长非他莫属。而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即将出席26届联大的消息发布后，国外新闻界也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可能派出的最合适的人选”。
会议结束前，身穿中山装的乔冠华手拿发言稿，沉着冷静地走上了演讲台。演讲中，乔冠华用一口流利的英语谴责了美国妄图侵害别国主权并试图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以清晰的逻辑和简练的语言阐明了新中国的外交政策：“我们主张，任何国家的事要由这个国家的人民自己来管，全世界的事要由世界各国来管，联合国的事要由参加联合国的所有国家共同来管。中国现在不做，将来也永远不做侵略、颠覆、统治、干涉或欺侮别人的超级大国。我们希望联合国宪章的精神能够得到真正的贯彻，我们将和一切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站在一起，为维护各国的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共同努力。”
此前，乔冠华在去往联合国的飞机上曾为此行赋词一首，“一九七一，十一月十一，万里大洋横渡，一望长空尽碧。此去尽何为?擒虎子，入虎穴!”
驶过激流险滩
1972年2月21日，中国外交又迎来尼克松访华这一重大事件。尼克松访华进程中的会谈分三个层次进行，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研究双方如何发表公报的问题，也是会谈最为艰巨的一个部分。
在公报中关于台湾问题的实质性谈判上，双方一度相持不下。乔冠华引用了大量国内外文件，指出美国对台湾问题的措辞必须明确，并向美国政府表达了中国政府的意见：其他问题都可以商量，但是对于台湾问题，中国绝不让步。
在双方谈判气氛达到最紧张时，乔冠华呷了一口咖啡说:“博士，你是出生于德国，我是在德国获得的学位。从这点上讲，我们应该有共同的地方。可是，在哲学上我喜欢黑格尔，你喜欢康德，这也许是我们不能取得一致的原因吧。”基辛格听后笑了起来，紧张气氛一扫而光。会议结束后，基辛格曾对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说：“乔冠华这个人很有才华，不好对付。”
乔松都在谈到父亲的外交成就时说，尽管父亲的笑容被世人铭记，但笑容背后却刻满了一路走来的艰辛。“父亲是带着历史的使命，代表的不是他个人，而是代表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决心。”
乔松都记得，父亲从联合国大会归来后，最常提起的不是自己在大会上的表现，而是到伦敦海格特公墓的马克思墓前献花。“父亲是一个学者型的革命家。他的一生都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也不断在实践中追求这个信念。
1970年9月20日，乔冠华的妻子，前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龚澎因病去世，乔冠华痛失所爱。乔松都在忆文中写道，“我不能描述父亲是怎样驶过激流险滩的，可是我能够感觉到他心中交织的复杂情感，他的快乐和无奈，感悟和追忆。”
乔松都回忆，在生命的最后几年里，乔冠华大多数时间都在家里养病，他爱靠在客厅的躺椅上，抱着喜爱的老古书静静地阅读。
在乔松都去看望他时，他一眼认出了乔松都身上的咖啡色套服，对她说：“这是你妈妈的衣服。咖啡色带小格子的，你妈妈很喜欢这身衣服的颜色和图案。”
1983年9月22日，乔冠华于北京逝世，享年70岁。本在筹划的外交回忆录已经完成了具体构思，但直到病逝，乔冠华没能完成这个心愿。
纽约的联合国大厦二楼代表团休息大厅的墙壁上，至今仍挂着巨幅的绿色长城挂毯，画面覆盖了大半个墙面。这是第26届联合国大会前乔冠华代表中国人民为大会挑选的礼品。画面里，背景是象征着和平和生命的绿色，长城像一条巨龙般朝气蓬勃地盘桓在中华大地上，向世界诉说着中华民族的觉醒。
部分资料参考：《乔冠华传：红色外交家的悲喜人生》、《乔冠华与龚澎：我的父亲母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