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镜头集中展现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风貌，那个年代的市井生活，比如人们的衣着和饮食、街头商贩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居住场所等。
记者|吴健
据俄新社报道，作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七十周年暨中俄建交七十周年活动一部分，“俄罗斯第一频道”和“俄罗斯24频道”从9月15日（中国时间16日）起播放大型纪录片《中国的重生》，诸多未曾谋面的彩色镜头生动再现了新中国成立前后的恢弘场景。不仅如此，使用相同或相似素材的纪录片也在中国最后制作，于国庆期间登陆荧幕。
苏联摄影师雷特金和中国助手在1950年五一节庆典前夕合影
书本上的形象“活”起来✚
●
○
作为《中国的重生》的导演和初始素材挖掘者，生于1964年4月6日的全俄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历史”频道总编阿列克谢·杰尼索夫十分热爱中国。他曾在个人账户透露，《中国的重生》的选材和剪辑花了近一年半的时间，为了展示当年苏中联合摄影团队在华拍摄的材料，编导们一致决定制成六集微电影，让1949年付出无数汗水甚至鲜血拍到的彩色镜头及其承载的中国人物“重放光辉”。“我们从9月15日在‘俄罗斯第一频道’‘俄罗斯24频道’网络版播映，9月29日播出合成电影。这些片子的共同名字之所以叫《中国的重生》，因为中国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新命运的开端，那是整个民族历经百年灾难后重新归于统一，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伟大国家。”
俄纪录片《中国的重生》封面
记者在俄罗斯网站上看到，《中国的重生》第一集就充满震撼，十几分钟内大篇幅讲述新中国气象万千，重现开国大典的盛况，第一代领导人、解放军战士、工农学生都那么亲切，让大多从书本上接触的形象一下子鲜活起来。更让记者情感闸门打开的是9月18日播放的一集，主题是上海解放前后的风貌和历史事件，擅长镜头剪辑对比的苏联摄影师用上海市民在不同制度下的行为，揭示了这座东方第一大城市的“重生之路”。
据俄新社报道，《中国的重生》是俄罗斯媒体庆祝俄中建交七十周年活动的一部分，该片特意选在中国总理李克强访俄之前的星期日（即9月15日）上线。杰尼索夫说：“在这个喜庆的时段内，《中国的重生》是我们献给‘伟大邻邦’的一份大礼。”
不仅是敬礼，更是丰碑✚
●
○
记者联系了上海市档案馆馆员李红，邀请她一同在线观看《中国的重生》。她长期从事中国革命史研究，坦承片中收录的许多镜头此前从未见过。杰尼索夫透露：“我当初接触这些素材时就觉得相当意外，我在电视台工作了35年，从未见过这些内容。这些镜头的质量无可挑剔，因为当年去中国拍摄的全是苏联最优秀的摄影师，他们都经历过伟大卫国战争的洗礼。”李红认为，某种意义讲，《中国的重生》一片不仅是对苏联纪实摄影师的敬礼，更是中俄友谊的丰碑。
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里的“突破四川路桥”镜头，虽然这段影像属于补拍，但里面出现的人员甚至坦克都是真实的。据记者了解，1949年5月26日，被地下党策动起义的一辆国民党空军的美制坦克，先是冲过四川路桥，与占领苏州河南岸的解放军联系，随后坦克又带着联络型号、证明文件和“向解放军致敬”的白布横幅，引领解放军再度长虹过苏州河，粉碎了国民党军最后的堡垒。
苏联摄影师在中国期间，除了拍摄战斗行动，还摄制时长惊人的其他资料。李红说：“当然，这属于非常神奇的影像记录，它再现了七十年前的中国。现在，中国已经大变样了。”记者发现，这些镜头集中展现了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大城市风貌，那个年代的市井生活，比如人们的衣着和饮食、街头商贩和农民的日常生活以及居住场所等。
1949年9月，《中国人民的胜利》的苏联导演列昂尼德.瓦尔拉莫夫（前）与摄影师雷特金在上海街头。
令人感动的是，身为后来者的杰尼索夫在制作《中国的重生》时极具使命感，他起初仅仅风闻苏联摄影师曾近距离拍到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上的情景，但素材无从寻找，他不分昼夜地去资料库房找拷贝，在播放器上反复回放，终于从几个标识不清的放片匣子找到了珍贵镜头。“这些镜头根本没公开过。里面有很多是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的，像他们之间、与党外人士交谈包括私下聊天的情形，那种兴奋难以言表。”
除了领袖的片段，杰尼索夫还给纪录片加入许多空景，比如彩色镜头下的北京城墙，这些城墙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大修环城汽车大道时被拆除，目前只剩下三段。此外，片中还有新中国政府欢迎苏联首任大使尼古拉·罗申的镜头，他的旁边则是具有传奇色彩的苏联外交官谢尔盖·季赫文斯基（后文有详细介绍），正是他从北京向莫斯科发出秘密电报，接着于10月2日接到苏联承认新中国并建交的急电，然后转交给中国领导人。
物资保障比肩《攻克柏林》✚
●
○
关于该片素材的产生，李红讲述了当年的历史背景。1949年夏秋之际，新中国的诞生已指日可待，鉴于自身拍摄能力有限，中共方面向苏联提议，希望帮助拍摄新中国成立的影片。9月，联共（布）做出名为《满足中共中央希望苏联帮助拍摄解放军英勇作战和翻身人民新生活的纪录片》的决议，其中专门指示苏联影业部长伊万·布尔沙科夫（时译“伊凡·博利沙科夫”）保证提供足够的彩色胶片，当年这种物资极其紧俏，连拍摄斯大林七十大寿献礼片《攻克柏林》都感到捉襟见肘。
在中央电影局长袁牧之的正式邀请下，25名（一说17名）苏联摄影摄像专家来到中国，他们分成两队，一队是以格拉西莫夫（时译“戈拉西莫夫”）为首的高尔基电影制片厂的后方摄影队，在北京电影制片厂（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前身）的徐肖冰负责协助，以拍摄解放区后方建设为主；另一队是以瓦尔拉莫夫为首的苏联中央文献电影制片厂的前方摄影队，由北影厂摄影总队副队长吴本立协助，以拍摄作战为主。
后来，这两支队伍分别拿出了大型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和《中国人民的胜利》，这其中得到了解放军各部和地方政府的宝贵支持。事实上，这两部片子及其未用资料也成为今天《中国的重生》的依据。
李红介绍，两部片子的拍摄历时8个月，足迹遍及东北、华中、中南、西北和西南，涵盖了解放战争的所有战略方向，苏联摄影师所用的胶片之多，远远超过之前拍摄1945年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和十月革命胜利三十周年庆典的消耗，在苏联纪录片史上堪称空前。
《中国人民的胜利》的俄文版海报
《解放了的中国》中文版海报，画面中的一位身着50式军服的战士挎着缴获的美制冲锋枪，扶着一面巨大的红旗，护卫着钢铁工人和农民，预示着新国家的建设将有强大的武装后盾作为支撑。
片中对大量真实素材进行简洁凝炼的精心处理，运用对比强烈、寓意深长的蒙太奇手法，表现了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斗争业绩，并揭示出这场斗争的伟大历史意义，讴歌了中国人民前仆后继的英雄风貌和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后的喜悦心情。她特别提到，两部片子的解说词都由苏联《真理报》记者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主笔，他娴熟地运用在苏德战争中历练并成形的速写与对比风格，把这场中国命运决战的意义刻画得淋漓尽致，但西蒙诺夫非常谦虚，总是和刘白羽等中方同志商讨措辞、更正笔误、完善结构，最终成就了这两部不朽之作。
让镜头说话✚
●
○
关于拍摄过程，由于当事人多已过世，且原始纪录片尘封已久，因此考证可信的细节就变得十分困难。据参与拍摄的中国老战士回忆，摄影队跟着大军前进，尽管抢到不少历史镜头，但总会挂一漏万，因此苏联同志根据他们的原则，允许有价值的部分实施补拍，但对人和物的真实性要求没有丝毫降低。
时任一野战斗剧社社长陈播（后为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回忆，他和瓦尔拉莫夫率领的摄影队一起投入到《中国人民的胜利》的摄制，见证北平入城式、百万大军渡江、上海巷战等历史性时刻，这还不算二野从南京西进入川，一野勇夺宜川瓦子街和兰州的精彩镜头。
当时的纪录片海报
尤其在上海，中苏摄制组刚下火车，就听说国民党飞机正轰炸江南造船所（今江南造船集团），众人立刻扔下行李，拦车奔赴现场。他们冒着敌机扫射的危险，将敌人袭击民用设施的凶残公之于世。拍摄瓦子街战役的路上，苏联摄影师茨特朗和米科沙（时译“米可沙”）主动要求和中国同志一视同仁，拒绝优待，他们在车上想的不是自己冷不冷，而是他们的武器——摄影机和照相机别在寒夜冻坏了，睡觉也把器材搂在怀里。
1949年底，当解放军进成都前，摄影师茨特朗获悉城里国民党军被迫起义了，他要求先进城去看入城式的拍摄位置，中国同志担心他的安全，因为城里仍然很乱，敌特都没抓起来。没想到茨特朗不依不饶，终于撞见贺龙司令员，强烈要求先进城，贺龙感慨于他对工作的忠诚，便派了一个警卫排，让陈播领苏联同志入城，结果摄制组提前选好位置和角度，保证了真实记录入城式盛况。
纪录片创作方面，瓦尔拉莫夫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上海，他第一次拿出《中国人民的胜利》的拍摄提纲请同事们讨论，许多亲历过战斗的指战员都被感动了，原来他在来华前就搜集到丰富的中国革命素材，深知中国人民过去的苦难，也更理解中国军民进行最后决定性战斗的心情。他虽然写出了提纲，但高度重视中方的修改意见，反复说“你们是权威”。
具体到拍摄，瓦尔拉莫夫的敏锐政治眼光和“让镜头说话”的艺术技巧着实令人赞叹。拍摄北平入城式时，他选取了东交民巷一个西方帝国主义国家领事馆门前（当时里面的外交人员未撤走），摄影机拍到领馆里无精打彩、拖塌不动的国旗，片中旁白称为“垂头丧气的旗帜”，镜头还捕捉到肩扛上刺刀步枪的解放军战士从领事馆门口的鹰徽下走过，让观众们看到强大的中国人民武装，令这块昔日的帝国主义象征黯然褪色。
在上海，摄制组住在外滩百老汇大厦，瓦尔拉莫夫注意到楼顶上飘着红旗，马上想到国民党旗帜曾从这里被扯落下来，于是就组织拍摄了被扯落的国民党旗帜从20多层楼上飘落苏州河，代之以灿烂红旗。在拍摄上海被捕地下工作者从虹口监狱里出来时，瓦尔拉莫夫发现这所监狱有数重铁门，他便把镜头摆在监狱正门，盯着重重铁门逐次打开，终于，地下工作者打着草席做的标语冲出来，和欢迎的群众、亲友拥抱。正是这些动人心魄的真实场面，激励着无数中国人为着自由与胜利而奋斗。
“友谊小道”在延伸✚
●
○
导演杰尼索夫拍摄《中国的重生》
俄国立影视资料档案馆负责人卡兰塔罗娃
对于这种“奇遇”式的发现，俄国立影视资料档案馆长娜塔莉娅·卡兰塔罗娃这样解释，《中国的重生》使用的素材，在很长时间里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特殊资格的人才允许接触，他们基本是世界知名的研究者或导演。有段时间，我们与中国的关系非常友好，但一度冷淡下来，这些资料便打上‘限制接触’的字样，随着时光流逝，人们也就逐步淡忘了”。但现在，该馆档案基本开放，感兴趣的人均可观赏，而《中国的重生》的问世，必然激起俄中民众的强烈共鸣与相互好感，“杰尼索夫曾感谢我，但我想说，是他将这些资料从箱底捡起来，赋予其活力。可以预见的未来是，档案重新说话的那一刻，俄中民间‘友谊小道’会延伸得更加遥远。”卡兰塔罗娃如是说。
我的心被抓住了✚
●
○
在片中接受采访的俄高等经济学院东方学教研室主任阿列克谢·马斯洛夫称，这部纪录片的独特之处在于“素材出自苏中两国新闻工作者之手，但编辑的剪刀却掌握在当代俄罗斯人之手，他们用旁观者的视角给予观众无与伦比的震撼”。卡兰塔罗娃则表示，目前尚无人与档案馆接洽，商讨将这些独一无二的彩色影视资料送给中方，作为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暨中俄建交七十周年礼物的问题，“但如果（俄中）双方达成协议，由总统办公厅或档案馆上级出面，我们会将这些资料进行数字化处理提交中方”。
可以确定的是，上海音像资料馆已经接触到同一批素材，他们正在进行加工，很快在国庆期间对外播出，届时上海观众也将看到以自己的口吻叙说的“彩色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