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6月13日，年轻的北大教师顾颉刚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欣赏了一个摄影展，并郑重地将参展摄影师的名字一一记录在自己的日记中。第二天，他与好友夫妇又一次参观了这次影展，而且还在展览现场遇到了七名北大女生。引起顾颉刚和友人这么大兴趣的展览，就是北京摄影爱好者团体——北京光社举行的第一次摄影展，这是中国艺术摄影史上的首次展览。
1924年，光社第一次影展在北京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办。
我们常在老照片中了解外国摄影师早期作品，却很少注意中国摄影艺术起步也很早。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最早接触摄影术的一批知识分子，用自己手中的照相机拍摄了许多独具“中国画意”、具有浓厚人文气质的摄影作品。
北京光社是中国第一个业余摄影家组成的艺术联盟，它的前身是北京大学的一个校内社团——艺术写真研究会。当时，北大校内有许多艺术社团，艺术写真研究会也是其中之一。
陈万里。
光社成员陈万里的摄影作品《故宫春色》。1925年，陈万里曾参加清室善后委员会负责清点故宫古物。
光社成员黄振玉的摄影作品《归途》。一支驼队从宣武门箭楼下经过，画意清冷萧瑟，本片拍摄于1925年秋至1926年间。1928年3月，陈万里在上海看到这幅作品后，触景生情，在照片空白处挥毫题词。
1919年至1921年，北京大学每年都会有一次摄影作品展，负责策展的陈万里、黄振玉两位先生，感到有必要成立一个摄影团体。于是1923年冬天，艺术写真研究会在北大二院校医室院子里成立了。之所以选在校医室办公，是因为发起人陈万里当时就是北大校医。
起初，艺术写真研究会是北大校内的摄影组织，没有社会人士参加。可是，学校里多是穷学生，教师中玩相机的也不多，会员发展很慢。于是，大家酝酿将艺术写真研究会扩大到社会上。有会员提出，原来的名字太拗口，黄振玉建议将社团改名为“北京光社”。
光社成员郭学群的摄影作品《看云起》，摄于1927年，中山公园土山。
吴郁周：1925秋之水也
北京光社成立后，策划的第一次活动就是在中央公园举行摄影展。1924年6月《京报》的一篇题为《北京空前之照相展览会》的报道写道：“北京光社为北京爱美的摄影同志所组织，初名艺术写真研究会，以交换智识研究为宗旨。此次公开展览陈列社员品计三百余件，任人参观不取券费，并欢迎批评云，批评文件请寄西单舍饭寺内达智营二十七号北京光社通讯处，代为披露。”
1924年至1930年，每年一次的光社影展在社会上都引起巨大反响。当时北京人口大约有150万，就参观者的热情来说，只有1925年10月故宫博物院成立典礼时举行的古物陈列馆对外开放展能与光社影展相比。
光社影展的作品都是社员“完全出于兴趣”的业余创作。据记载，在前四次光社影展时，社员参加展出的作品，无须经过评选，“每次展览之前，只凭个人拿出自己的作品来，并没有选择和评判的手续”。
1926年夏天陈万里离开北京，此时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刘半农适时加入了进来。刘半农加入光社后做的第一件事，是以年鉴的形式编辑出版社员的摄影作品集。《光社年鉴》是中国最早的摄影年鉴，它为后世留下了早期中国摄影家一笔宝贵的影像资料。
可以说，刘半农是光社后期的灵魂人物。1934年，刘半农先生猝然离世，光社受到重创。七七事变后，光社淡出了公众的视野，最终消散于无形。光社前后不过十年时间，但它成为中国摄影艺术史上的重要篇章。
光社成员王梅庄的摄影作品《天宁寺塔》。
光社成员吴郁周的摄影作品《为人作嫁》，油渲照片。
光社成员刘半农的摄影作品《昆明一角》。本片拍摄的是北京颐和园昆明湖一角，远处可见十七孔桥。
1927年，第四次光社影展部分社员合影，左起：程知耻、孙仲宽、汪孟舒、王希琴、周志辅、老焱若、王篯伯、刘半农、郑颖荪。魏守忠摄
著名摄影师研究专家陈申与光社有较深的世缘，他以史学家的眼光，经年累月的收集光社的历史资料，实地寻访光社主要成员后人，并系统收藏了光社多位成员的四十余幅原作，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和讯息，自2012年开始写作，六年数易其稿，最终成就此书。为我们揭开了一段中国摄影史早期不为人知的故事。
新媒体制作人员：黄加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