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传》本文图均为受访者提供
克洛德•皮舒瓦ClaudePichois
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CharlesPierreBaudelaire，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法国诗人，象征派诗歌之先驱，现代派之奠基者，散文诗的鼻祖。代表作包括诗集《恶之花》（Lesfleursdumal）及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LeSpleeParis）。今年，是他诞辰200周年。这本法国“七星文库”版《波德莱尔全集》编者皮舒瓦、齐格勒写就的传记，中文精装典藏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法语系主任、傅雷翻译出版奖组委会主席董强，作为传记的中文译者，还专门为该书撰写了序言。他的这篇《波德莱尔的圣体匣》读来毫无学究气，反倒像是一位诗人的“小迷弟”，在娓娓道出个人极私密，又迫不及待想同人分享共情的阅读体验。
董强写道，“一般来讲，任何一位爱好文学或曾经爱好文学的人，都会有一个酷爱波德莱尔诗的阶段：夕阳西下时一丝莫名的惆怅，一旦到了不可排解之处，便是波德莱尔式的；中学生瞒着父母偷尝一支雪茄，乃至一支香烟，是波德莱尔式的；少男少女往头发上抹一点儿发胶，将头发染成黄色，是波德莱尔式的；从初次与社会接触时遇到的头一次苦涩体验，到成年时候的彻底幻灭，都是波德莱尔式的……它在我们人生的某个阶段，会一下子罩住我们，因为它与我们的整个世界同形、同疆域；它会一下子照亮我们，因为它与我们的内心与对外在世界的感知同样深邃、同样无垠。”
波德莱尔（最右）与艺术家们（方丹-拉图尔的画作）
对话
“‘我’跟后世是有关联的”
董强：法国人是喜欢记账的。在记录方面法国人是全世界最较真的，一份房契，里面这栋房子做过什么装修，有哪怕一点细微的改建、更换，都会记录在案。在法国，什么样的资料都能找到，任何东西都要留下痕迹，这是法国人的一个天性。皮舒瓦是商科出身，同时也修了文科，长期在美国教书，所以对英美传记体系非常熟，所以特别强调一些客观数据，拿数字、数据说话，这是英美传记文学的一个特点。法国传记写作会比较强调主观性。
波德莱尔母亲的家（今已毁）
波德莱尔的母亲在房子前
《波德莱尔传》特别有意思的地方还在于，它写的是波德莱尔，却相当于铺开了当时法国社会的一个长卷，读者能从中窥探到19世纪法国社会的风貌。我们见到的是一座座活生生的城市：巴黎、里昂、翁弗勒尔、布鲁塞尔，甚至留尼旺岛（当时称为波旁岛）；一张张生动的面孔，他青年时代的那些朋友，“诺曼底派”，那些文人、艺术家的波希米亚式生活；有谁可以在读到法国帝制时代的杂志出版状况时无动于衷，不莞尔一笑？有谁可以在读到波德莱尔的窘迫生活时，不从中看出法国当时的金融流通体制的一面？中国读者曾经如此钟情法国19世纪的文学，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的思维、体制与道德风俗，在许多程度上与法国的这一时代还有许多共性。
澎湃新闻：传记中为波德莱尔的财务状况辟出专门的章节，我注意到波德莱尔在困顿之际拒绝了政府的补贴，还有一种说法他当年还拒绝加入法兰西学士院。
董强：那只是他作为“布波族”的一种姿态，要的范儿（笑）。实际上，他并不会真的拒绝政府的资助，更不会拒绝法兰西学士院的招徕。这本传记里写得非常清楚，他是想当院士的，主要是为了能在他母亲那里显摆一下，证明自己活得挺好。结果发现实在没有希望，这才作罢。
法兰西学士院是一个非常正统的学术机构，我现在是法兰西学院的终身通讯院士（作为外籍人士。董强2016年当选，是法兰西道德与政治科学院200余年来首位华人通讯院士），所以知道一些“内幕”。巴尔扎克当年也没能进去。他名声很大，很多院士也愿意投他，但因为他欠债太多——我们都知道巴尔扎克躲债主的故事。（评选机制）一共是40名院士，至少要过半出席，也就是现场起码得有21位，且在场院士投票支持必须过半数才可以通过。否则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用。当时就有一个院士委婉指出，巴尔扎克欠账太多，是个“老赖”，如果哪天债主找到学院门口来讨债怎么办？结果巴尔扎克就没有通过。换句话说，评选过程还是要参考被推选人的“私德”。
波德莱尔在世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他，但他的作品并没有现而今的历史地位。《恶之花》这本书说得直白一点，是得到了比他年轻一辈的人的认可和推崇，但他的同辈并不一定能接受得了。像著名的Mérimée（普罗斯佩·梅里美）看波德莱尔，那简直就是上海人说的“小赤佬”！大批评家圣勃夫也接见过波德莱尔，表面上和和气气，不过是同他打哈哈。文坛很有意思，许多文人之间相轻，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后来魏尔伦、马拉美，特别是兰波对波德莱尔的评价很高，称他是“第一个真正的通灵者”，大家才慢慢地认可了波德莱尔。19世纪的许多大师都是靠后来人认可的。到了19世纪末，罗丹给波德莱尔塑像，那个时候他才真正为大众所接受，已经距他过世二三十年了。
波德莱尔的成就，主要在于他是第一个看到了“现代”的来临。他把自己的一生活成了一个现代性榜样式的人物。后来的人们谈及现代、现代性，都可以从他身上找到源头。我们去看整个文学史，最重要的人都是“源头”，只有处于源头位置的人才能够让世人过了一两百年后还去纪念他。波德莱尔活着的时候，在巴黎的文人小圈子里是都知道他的，但究竟多少人认可他就难说了。尤其是年纪大一点的功成名就的人，很少有人认可他，还自觉和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因为他的作品太前卫了，他的行事风格太恣意了。波德莱尔在给母亲的书信里有句话，“我跟后世是有关联的。”这是他一句非常著名的话，也是一语成谶。
澎湃新闻：传记中写到，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波德莱尔的在杂志报刊上发表文章，稿酬计价是，每行1.5个苏。这样的稿酬在当年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档次？
“波德莱尔同继父间的关系是个谜题”
澎湃新闻：在中文版序言中，你提到老师米兰·昆德拉对传记文学是持否定态度的，为什么？
董强：我的导师米兰·昆德拉是最反对传记的。说白了，他质疑生平与作品的关系。他是不允许别人谈论他的作品以外任何东西的。认为留下的日记、书信和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都不是“作品”。但我觉得他这个想法太极端了，我们爱上一位作家，自然而然想去了解他的生平，反过来说当你了解了一个作家的生平，也会想去看看他的作品。如果昆德拉没有经历“布拉格之春”，他就写不出《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传记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非虚构写作”。一部传记写得好很不容易。
澎湃新闻：在你看来，这本传记对于了解波德莱尔的一生，还存在什么未尽或者难言之处？
董强：波德莱尔幼年丧父，他同母亲的关系是非常难以尽述的。尤其是，我们到现在还弄不大清楚，波德莱尔为什么跟他继父之间的关系会闹得那么僵。这也是文学史上的一个悬案。似乎出现了一种不可逆转的“突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继父是当时真正的社会精英，军人出身又做了外交官，最后还成了参议员。波德莱尔小时候对继父是很崇拜的，同时继父待他也非常好，给他提供良好的教育。但他成年后，父子两人几乎变成了仇人，甚至变成了两个敌对的阶层。继父比波德莱尔的妈妈年纪小，娶一个寡妇，还带着两个孩子，他一辈子没有离开她，对她也特别好，结果最后跟波德莱尔的关系却闹得特别僵。
据说，福楼拜和画家德冈两个人有一次去君士坦丁堡旅行，见到了时任法国大使，正是波德莱尔的继父奥匹克。结果，三个人寒暄，奥匹克就问他们法国国内最近有什么新奇的见闻啊？他们就说巴黎出了个波德莱尔，写了本《恶之花》。不成想大使听到这，什么也没说，转身拂袖而去。从这一点就可见他们父子间的关系，可以说是已经势同水火。
“越重读波德莱尔，越能够体会什么是现代”
澎湃新闻：从中文版序言就可以看出你翻译这部传记时的投入与共情。特别的，你还提到自己在翻译时遇到的一场“意外”，甚至体验到了死亡。
董强：2004年，我在法国和皮舒瓦见面没多久，他就去世了。其实见面的时候，他状态还是不错的，所以世事无常。我那个阶段，心气比较高，觉得中国的法语事业有太多的事可以做，要去做。我当时同时在翻译《西方美术大辞典》，300万字，有时每天要翻译8个小时，一小时两千字。接手《波德莱尔传》时，这本书是60万字，我给自己定下的计划是三个月翻译完，这样才不会影响其他工作的进度。我先是在国内翻译了一半，到了巴黎后翻译另一半，依然是每天8小时的工作量。越往后翻，看到波德莱尔一生的凄凉，心里就越凉。
波德莱尔在工作（油画）
可能是由于连续的工作，大脑缺氧——我当时在巴黎住的房子不大，桌子也不像是个书桌，椅子还特别高——突然某个时刻，我“咣当”一下就晕倒，摔倒在地上了。那是我唯一的一次濒死体验，感觉坠落到了一个特别深邃的深渊里，自己不停地往下掉。这时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要是碰到底，你就死了。”结果在碰到底之前，我醒了，强撑着往床上去躺，一沾着枕头那个晕眩感又来了，还是觉得整个身体在往下掉。
波德莱尔的书桌（巴黎市历史图书馆藏）
波德莱尔的书桌铭牌（巴黎市历史图书馆藏）
董强寻访波德莱尔居住过的地方
董强在巴黎翻译《波德莱尔传》时的照片
另外，波德莱尔刚继承遗产的时候，他和女友搬到了巴黎的圣路易岛上。那里现在是巴黎的富人区，都是特别高的老房子。波德莱尔在圣路易岛上生活了很长的时间，在那买画，晚上和一帮哥们儿嗨。我记得在翻译这本传记的时候，也经常去圣路易岛。散步就去了。我对巴黎是特别熟悉的，在那生活了近10年，大街小巷都特别熟悉。朋友去巴黎，我通常都会嘱咐一句，你如果走丢了给我拍个照，微信发给我，看照片我就知道你是在哪儿，告诉你怎么走（笑）。翻译一本书对我来说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能够去这些和书里面人物、事件相关的地方走走转转。
以波德莱尔命名的街（在翁弗勒尔）
澎湃新闻：自传对于诗人而言，可以说是一种“观照”。同样，作为译者，能不能回忆下自己当年在法国的游学生涯？
董强：应该说我在法语圈里面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1983年进入北大，我对学法语很有兴趣，而且一发音就没有任何口音，外教都认为我之前学过法语。1988年，我公费留学，到了巴黎，人家都以为我是在巴黎唐人街长大的。到了法国以后就发现，原来世界这么大。别的同学都是跟着导师写东西，做完博士论文，三五年就回来了。我觉得要做一个基础性的“重读”，把法国中学生的教材拿过来学一遍。然后整个巴黎的大学，我发现什么有意思的课程，都会去旁听、记笔记。当时我住的地方只有五六平米，就像是个亭子间，站都站不直，权当每晚睡觉的地方。早上出门坐地铁，一天可以跑四个大学，听三四位教授的课，直到晚上十点才回到家。当年的游学经历可以说为我打开了一扇大门。
我当年喜欢在巴黎泡书店，给自己定的计划是每天看一本法语原版书，一部法国或者外国的电影。基本上零花钱都用来看电影了，在书店因为总是只看不买，还被店员赶出来过。蓬皮杜中心是我经常去的地方，看书吃饭看电影，一整天都可以泡在那。大概这样过了5年。这5年是我终身受益的。我对法国、法国文化的认识不仅仅是从书本上习得的，而是尽量融入到法国社会之中。虽然经常几乎身无分文，但活得很潇洒。有时站在巴黎街头，我总觉得无家可归，仿佛身处世界的一个迷宫之中。这时候我就会想到波德莱尔，时不时读两首他的诗，愈发对他有所认同。我的博士论文，写的是法国诗人、画家亨利·米修，他可以说是二十世纪的、现当代的波德莱尔。我写成的博士论文厚厚一沓，答辩的时候，老师们说我已经成了全球研究米修的最好专家之一。
后来我的同学大部分都改行了，很多人成了法国企业在华的首代之类的，但我就是坚定了读书的道路。当时我给米兰·昆德拉和勒克莱齐奥都去信自荐，后来我成了昆德拉的学生，和勒克莱齐奥则成了三十年的朋友，我们刚刚合著了《唐诗之路》。在波德莱尔的生活和诗作中，酒是不可或缺的。李白也好酒，杜甫说他是“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嘛。我把波德莱尔的《酒魂》这首诗翻译成了中文，不是白话文，而是试着译成“西情东韵”的五言诗：“酒魂瓶中囚，入夜忽开言。为君歌一曲，忧苦自云散。”
董强翻译、书写的《酒魂》（横版）
澎湃新闻：最后一个问题，波德莱尔在“后现代”语境下过时了吗？
董强：波德莱尔是现代的起源。如果现代终结了的话，那他可能也不会显得那么重要了。当下人们说进入了后现代，甚至后现代也早过去了……你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那就是，你还相不相信现代？如果你认为自己依然是一个现代人，而且从根本上是一个现代人，那么，波德莱尔对你就还是有意义的。“现代”就是波德莱尔开启的，如果你认为20世纪的那些作家是有价值的，那么，波德莱尔就是有价值的。而且，你越重读波德莱尔，就越能够体会什么是现代。什么是“后现代”？就是原先的价值体系被打翻了，各种时代并存。但现代依然是个明晰的走向，尽管我们进入了21世纪，难道我就同20世纪彻底割裂了吗？不可能的。
坦白讲，现在我去读波德莱尔的诗作，也会觉得有些东西离我很遥远了。但你去读他《黄昏的和谐》，读他的《通感》（又译《契合》），等等，那些诗句其实就像是“床前明月光”一样，它们已经进入到了人类共通的情感，依旧会打动你的心灵。
校对：丁晓
